周錫生 東南大學國際戰略智庫研究員
G20領導人視頻特別峰會昨日召開，重點討論如何應對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對全球經濟和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了此次特別峰會。輿論認為，在全球疫情肆虐，世界處於至暗時刻的特殊背景下舉行的G20特別峰會，是國際社會在疫情發生後採取的首次重大聯合行動，具有特殊而又重大的意義。
新冠肺炎疫情來勢兇猛，病例和死亡人數都在激增，世界200多個國家和地區已有將近200個先後「淪陷」。全球一片恐懼，世界各行各業陷入危機，多國經濟遭受重創，國際金融市場急劇動盪，世界旅遊業窒息，很多地方的城市成為了「鬼城」，民眾生活困難，很多人焦慮不安，感到極度痛苦。
各國各自為戰產生矛盾
就經濟衝擊而言，此次疫情已經超過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及此後的歐債危機；就社會危害而言，疫情帶來了全面恐慌，造成了人人自危，人們的工作、生活和社交方式全面改變。世衛組織和歐美醫學發達國家都在日夜兼程，合作研發抗毒疫苗，但最樂觀的消息也要一年以後才有可能投入使用。
當前，全球的疫情防控基本上各自為戰，也因此產生了很多問題和矛盾。疫情之下，各種次生災害在不斷發生，包括大量人員失業、企業倒閉、債務違約、股市暴跌、學生停學等各種問題。旅遊禁令的實施，導致世界各國變成孤島。生產與交通物流的中斷造成多國產業鏈和供應鏈中斷。很多國家的醫療資源和醫護人員嚴重短缺，各種險情和警報在世界各地拉響。有的國家當局出於自身利益考慮，為保經濟不顧人命；有的國家疫情管控鬆鬆垮垮，危害他國。
此時此刻，國際社會急需直面危機，同舟共濟，果斷決策，加強應對，形成合力，克服散亂。上周，西方七個工業發達國家（G7）召開了應對新冠疫情視頻會議，但G7的代表性遠遠不夠，因而並未產生多大的影響和實際效果。
此次舉行G20特別峰會，顯然更有利於全球應對新冠肺炎疫情。
一是G20具有更廣泛的代表性。G20既包括了G7成員國，也包括了金磚國家和「新鑽國家」在內的世界新興經濟體，具有更廣泛的代表性。G20成員國的人口佔全球三分之二多，面積佔60%以上，國內生產總值約佔全球的85%，貿易額約佔80%，對世界經濟社會的重要性和穩定性作用不言而喻。
據宣佈，聯合國、世界銀行、世界衛生組織、世界貿易組織、國際勞工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等國際組織的負責人，以及東盟輪值主席國越南、非盟輪值主席國南非、海合會輪值主席國阿聯酋和非洲發展新夥伴關係輪值主席國盧旺達等國領導人，都將參加此次G20特別峰會，使此次峰會的代表性、權威性和號召力更大。
二是G20負有應對國際重大危機，加強全球治理的使命責任，並有相當的成功經驗。G20誕生於1999年亞洲金融危機，最初是成員國的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論壇，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催生下升格為元首級峰會，至去年六月的日本大阪峰會，G20已舉辦了14次峰會。G20是對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全球治理體系的重要補充、加強和完善， 2008年為遏制全球金融危機的蔓延和協調大國經濟金融政策做出了歷史性貢獻。
應體現政治和道義擔當
近年來，G20一方面不忘初心，發展成了世界主要經濟體領導人定期商討世界經濟大勢和尋求應對之道的首選平台，同時又與時俱進，將關注點延伸到了可持續發展、氣候變化、基礎設施建設、數字經濟、數字技術和國際稅收合作等更為宏大和長遠的全球議題。此次疫情既是全球重大的公共衛生安全危機，也是由此引發的全球政治、經濟、貿易和安全危機，彼此有着緊密的關聯性。如果G20能以此次特別峰會為契機，加強團結和應對協調，將使G20的職責、使命得到重大創新和擴展。
三是G20的機制靈活，操作方便。G20既沒有常設領導機構，也沒有秘書處，但由成員國輪流擔任主席國。各成員國都非常看重這一機會，各展所長，積極努力表現，以提升其在G20乃至國際上的形象和影響力。沒有秘書處的G20減少了很多繁文縟節和文牘主義，峰會的出席人員、出席人數和議題也更加靈活，可以直奔主題，聚焦共同關注的重大問題，並更有可能拿出行動方案。此次特別峰會還特別邀請了約旦、新加坡和瑞士三國的領導人參會，便是G20機制靈活的一種表現。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之際召開的此次G20特別峰會，需要討論的問題重大，既有加強全球防控疫情的宏觀問題，也必定會涉及當下國際社會高度關注的一系列緊迫問題，包括加強疫情防控的合作協調，加強疫情資訊的透明和共享，加強醫療資源的合理調劑，加強緊急醫療支援，加快疫苗的研製和防護設備用品的生產等。如何加強疫情期間各國經濟、金融、貨幣政策的協調，加強全球金融市場的穩定，加強貿易的暢通和避免實施不必要的貿易禁令等，無疑是與會各方的重點關注。
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呼籲與會領導人，尤其是二十國集團的領導人能加強合作，團結應對，彰顯責任，體現政治和道義擔當，出台強有力的措施應對新冠肺炎的大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