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雅梅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
結束「特朗普式震盪」，實現中美關係新的轉圜發展空間，對中國、對美國新任總統拜登而言，都是重大使命，也是重大挑戰。
目前已經出任拜登政府關鍵位置的官員都是民主黨建制派精英，大多數有與中國打交道的豐富經驗。他們相比於蓬佩奧、奧布萊恩等人，更了解中國，更清楚中美關係底線，將在對華決策上發揮關鍵作用。
尋求制度上孤立遏制中國
隨着班子到位，拜登政府對華戰略輪廓已經浮現，但具體政策如何演化仍需觀察。可以相對明確的有以下幾點：
第一，拜登將繼承對華強硬立場，不會根本性改變對華戰略方針。因對華強硬已是美跨黨派共識，民主黨人也對與中國「接觸」沒有實現「制度趨同」感到失望，他們甚至更強烈地希望推動中國經濟「結構性改革」。拜登本人自參加競選以來對華態度就轉向強硬，與特朗普一樣將中國視為美國的「首要戰略競爭者」。
第二，以競爭為主導的對華戰略將延續。拜登政府雖然反對製造「新冷戰」，且在氣候變化、核不擴散、全球公共衞生等領域表現出對華合作的意願，但仍將尋求對華孤立和遏制，只不過把對華競爭的立足點放在提升美自身競爭力上。布林肯、蘇利文、浦杰夫等人均認為，中國比蘇聯更具實力和韌性，是更加複雜的挑戰，美國應着眼全局與長遠，從制度、模式、綜合國力等各方面遏制中國。拜登政府不會想讓共和黨人覺得他們對中國示弱，因此，從人權、安全到經濟問題，都將保持甚至強化對華戰略競爭，儘管他們同時也希望與中國進行外交往來。
要求中國經濟「結構性改革」
第三，涉華立法仍是國會關注重點，將約束拜登對華政策調整空間。正如布林肯在聽證會上所說，美國國會是美國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重要盟友。過去四年，國會在府會密切溝通、聯合推動下，共提出近400項涉華議案，通過12項涉華法案，立法頻次和力度都創下中美建交以來最高。生效法案有兩個突出特點：一是兩黨議員聯署，以壓倒性多數或一致方式通過，代表兩黨共識。二是覆蓋香港、新疆、西藏、台灣等敏感、核心議題，對華制裁迭出，對我國的國家利益造成重大損害。拜登政府雖有執法的自由裁量權，但將在既有法律基礎上行事。在政黨極化加劇的氛圍下，共和黨將繼續關注中國議題，努力捆住拜登政府的手腳。
第四，中美關係分歧議題仍然複雜難解。拜登認同「經濟安全即國家安全」，強調與中國「公平」「對等」交易，希望推動製造業回流和「購買美國貨」，保護美就業和創新，擺脫在關鍵供應鏈上的對華依賴。因此，他不會立刻全面取消對華關稅，相反，可能會利用稅收、制裁等槓桿，引導戰略產業回流美國或北美地區，將中國排擠出關鍵供應鏈。
由於民主黨代表美大企業、金融公司和高科技公司的利益，拜登政府會更強勢地要求中國進行經濟制度的結構性改革。拜登仍將技術競爭置於對華競爭的前沿，將深化對華技術封控，包括科技硬件、軟件、科研人員交流等多個層面，並行推進對華「技術脫鈎」與「產業脫鈎」。他可能不會撤銷特朗普時期關於中國高科技的一系列行政令，會繼續以「國家安全」為由，強化對中國投資的審查，保持嚴格的對華敏感技術出口措施，還將大力構建國際性的技術陣營，在知識產權、數字貿易、網絡安全、供應鏈、5G通訊等議題上建立聯盟，限制中國從全球獲取先進技術的機會和空間。 （未完，明日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