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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ing Mario在荷蘭展出
采訪：梁展峰、尉 瑋 撰文：尉 瑋 圖：受訪者提供
前段時間收到廣州維他命空間的郵件，才知道香港藝術家白雙全在廣州開展。一時間想起好多熟悉的藝術家似乎近來都少在香港露面，但上網一查，才發現大多在國外頻繁參展。
香港藝術家難道也像候鳥一般到處遷徙？其實，遷徙不一定是壞事，出走也並不代表家鄉一定「窮山惡水，難以生存」。只不過和幾位時常「飛來飛去」的藝術家聊過，發現背後也透露不少香港藝術環境的有趣現象。其中一大怪異現象，就是香港藝術家一旦「出走」，哪怕在外面功成名就，也似乎從香港的空氣中蒸發……
07年開始在外國「飛到昏倒」的藝術家林欣傑大概可算一個突出例子。
林欣傑（Keith Lam）是新媒體藝術家，曾任職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導師，也是「微波國際新媒體藝術節」的技術總監及顧問。08年，他憑借作品《左左右右馬力歐》（Moving Mario）獲得相當於新媒體藝術奧斯卡級別的「奧地利電子藝術節」（Ars Electronica）互動類作品榮譽提名，是同類別十三位獲獎藝術家中，唯一一個來自香港的創作者。
牆內開花牆外香，但對他在國外獲得如此重要獎項的事實，本港媒體報道甚少。而就現階段而言，獲獎也似乎並沒有帶給他更多在香港展出的機會。
其實，Moving Mario 07年已經在香港展過，不過就如林欣傑所說，展了等於沒有展，「很少報道，沒有評語，好評劣評都沒有。」反而在國外一炮成名，繼而越來越多國家來邀請參展。「想想也覺得遺憾，在外面展覽，名字後面括號中怎樣也寫著『HK』，可就單單後來沒有在香港展過。我不會形容這現象是『慘』，反而是『得意』。」得意在於，獲獎之後雖然他在香港的稱號變為「Ars Electronica得主」，但之前的作品及經歷無人提及。
無奈出走：新媒體藝術的窘境
林欣傑的經歷，其實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香港新媒體藝術的窘境。新媒體藝術家要在香港創作及展覽作品，有時如同磨練自己適應環境的絕頂能力，攻破一個又一個的impossible mission。
首先硬件方面，新媒體作品大多涉及到電子設備、投影、電腦等，展覽場地的電力供應就是其中一個大問題。「展覽作品時經常怕電不充足。以前在牛棚展覽，覺得那裡已經可算是一個理想的新媒體展場，但次次也要拿後備電，那筆錢已經很多。就連微波藝術節每年在大會堂搞，其實也要拉電。一來插座不夠用，二來不一定能負荷作品。大會堂也不是一個很好的展場，因為很多作品都要掛投影儀，要吊在天花板上，在大會堂便動輒需要申請六七個部門，得到批准才能進行。所以06年後微波藝術節想過搬地方，也曾考慮過維多利亞監獄，但又是那個問題，場地好，沒電。」
不能修改場地，唯有修改作品，Moving Mario亦曾因為電的問題進行改裝，最終做到「插一個插頭也可以」。現在的他，如同許多新媒體藝術家一般，將工作室搬到工廠區，看中的，也是電的負荷能力。
硬件難搞，軟件也好不到哪裡去。不只是新媒體藝術，香港藝術的技術支援方面都比較弱，要不就是純技術的「沒有藝術sense的技術支持」，作品掉下來，便找一個電工師傅隨便掛上去。「所以作品擺出來總很難看。最好的例子是，我去展出Moving Mario的時候，需要在牆上鑿出一條長條形的洞。最初在香港展的時候，木工師傅做完居然自己做主給我裝了一個邊框，讓我哭笑不得。而我也需要全程在場監督質量，但在台灣或者國外是不會這樣的。」
他回憶自己在克羅地亞展覽的經歷，畫廊助手不僅會提供技術支援，亦能從藝術家的角度考量作品的協助工作，因為他們大多修讀相關專業。再而，國外的展覽很多，亦培養出與藝術家配合的相關行業，木工等對藝術家的工作都比較熟悉，自然不必像香港般「隨便到五金舖請一個回來」。
近年來，新媒體藝術在香港的曝光率有些微的增加，但公眾對於它的印象大概仍然停留在對於新科技、新的互動模式的好奇上，並不知道好的新媒體藝術恰恰不依賴於對技術的「朝聖」。公眾的不了解也導致了新媒體藝術家的「再度隱形」。
硬件、軟件、欣賞氛圍，說起來似乎很瑣碎，但這些瑣碎恰恰就是藝術創作的「柴米油鹽醬醋茶」，缺了哪一樣都巧婦難為。林欣傑說，他其實最想在香港搞展覽，可是，「一沒有人，二沒有地方，三沒有人知道Keith Lam是誰。怎麼搞？」我不禁開他玩笑，說他如同「被逼出走」。「香港神奇的地方是，在外面紅了才有可能回來，一直呆在這裡永遠紅不了。」無奈之中，似乎又只能走如Vivian Tam和王家衛般「出口轉內銷」的道路。
積極出走：尋找新空間
但出走並不一定是迫於無奈。2008年開始在北京設立工作室，近來亦參與許多內地及外國展覽的林東鵬，認為香港藝術家中不乏在本土成名後成功「外銷」的例子，如白雙全和周俊輝。在他看來，藝術家的出走有其十分積極的一面。在新的展覽空間中與新的策展人合作，大概是吸引藝術家走出去的部分原因，而這「走出去」不僅空出了香港的資源，給了更多新晉藝術家以機會，也間接將香港藝術帶到了國際舞台上。
「『出走』一詞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負面的現實狀況，畢竟，好人好物的話何必要走？最開始肯定是觸及到了生存問題，不得已要離開。」當年於中大藝術系畢業後，林東鵬因為有感於在香港難以成為全職藝術家而赴英國留學，後來亦考慮過留在當地發展。但他最終選擇回到香港與家人團聚，重新發現在香港從事藝術的可能空間。「以前我對於香港藝術氛圍中的負面東西很敏感，現在則盡量去向積極的方向想。這個城市的視覺元素是超多、超豐富的，有很多創作的可能。現在的我，就是要think global, act local。」
就算到北京設立工作室，也並非想要轉移工作的重心。「我去北京並不是想要成為北京的藝術家，而是帶著信念放在那個場地中測試。」在北京創作沒有讓他進入北京的藝術圈，反而讓他在空間與時間的距離外回望香港，這算不算是「出走」的一個得著？
另外一個積極出走尋找新空間與創作靈感的，是藝術家曾建華，他最近一次在香港的個展已經要追溯到05年在香港約翰百德畫廊的展覽。06年開始，他先後在莫斯科、上海、東京、挪威、首爾、赫爾辛基、漢堡等多地參與展覽，雖然仍是「常駐」香港，但已很少在香港露面。
「之前在香港的很多地方我都已經做過展覽，再做相似的似乎沒有新的意思。06年開始很多外面的畫廊和博物館來邀請我，有機會我就想多去一些不一樣的地方展覽。」曾建華的作品，許多與「牆紙」有關，將文字在牆紙上繪成美麗的花形圖案，貼滿整個空間。從遠處看，作品十分漂亮，富有裝飾意味，近看才發現組成圖案的文字非常調侃，更有不少粗口在其中，充滿了矛盾的意味。作品在不同空間中呈現出不同樣貌，難怪他說總在相似的展場佈展是件很悶的事情。
除了不同的空間帶來新刺激，和林欣傑一樣，外國展場專業認真的技術支援和觀眾的討論氛圍都讓曾建華欣喜。「我在荷蘭展覽時，技術人員真的和我一起討論作品應該如何佈局，十分專業認真。而觀眾的參與也很熱烈，很多人居然都看過我以前的作品，專門找我討論，這在當時的香港並不是很多的，人們大多來看看，也就算了。」
享受 漂泊狀態
如果粗略把以上三位藝術家歸為無奈出走與積極出走，攝影藝術家林慧潔大概算是「類型外」的一個。對於她來說，「出走」的飄移狀態是在全球化環境下一個自然出現的現象，也是藝術家創作生活的一種常見狀態。對於由於機緣巧合於05年開始不斷往返於香港與意大利、在兩地工作生活的她來說，能夠到處走，擁有兩個截然不同的「創作基地」，是一件令人享受的事情。
「有了網絡後，我們的生活已經很國際化了。而攝影的設備移動性很強，不像做雕塑等，所以正好方便了我到處走動。對於我來說，『出走』其實都是機緣巧合。」
對於林慧潔來說，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優點和缺點，她慶幸自己能有機會在不同的城市生活與工作，吸收不一樣的養分。「不要總覺得外國好，其實香港也有好的藝術環境。個人認為，在香港做藝術家其實很輕鬆，機會很多，如果努力爭取、又有機會的話有很多空間發展。外國呢，機會是很多，但競爭也大，哪怕作品很好也不一定能有很大空間。意大利的藝術氛圍很濃厚，機會和可能性都會多一些，而哪怕普通人也將藝術欣賞當作是生活中很自然的部分。相比起香港，攝影作品與繪畫等一樣，擁有較大欣賞的人群和好的市場。但它也有不好的地方，人很散漫，像香港人那麼快的辦事效率會嚇到他們的。」
在意大利生活與創作，讓林慧潔觸動最大的卻是女性藝術家的藝術生命同樣豐厚。「許多歲數並不年輕的女性藝術家，仍然在持續發展著自己的藝術事業，這在香港是很少見的。」
為何出走？如何遷移？大概每個香港藝術家都有自己的理由與機緣，很難去歸納一個原因。是因為香港藝術環境惡劣，還是因為在外國藝術發展前途更好？事實大概沒有那麼簡單平面。所幸上文中的幾位藝術家，用自己的經歷給我們提供了不同的視角，讓我們得以小窺這「出走」背後不盡相同的細碎故事。
但在幾個訪問中，卻有一個現象得到大家認同，如林東鵬所說：「香港藝術家不在香港做展覽，這裡的人好像就不當你是香港藝術家。」出走的香港藝術家在外面的動態在香港鮮有曝光，推展開去，藝術家離開香港，似乎便退出公眾視野，沒有資料跟蹤他們的發展狀況，公眾對藝術家的理解是斷層的。到底是因為大家慣常關注本土事件，以致這樣的藝術新聞在香港沒有閱讀市場；還是因為傳媒工作者視野的不夠寬廣？出走藝術家的「消失」現象，又是另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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