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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
另一位與會者陶傑表示，香港經歷中西文化交流，由帝制走向間接民主，由鄉村走向城市化，市民的生活出現極大的轉變。「公屋前身是木屋區，木屋建立在泥土上面，傳統上，百姓與土地有著直接的關係，當最後一代木屋區居民上樓，接觸到西式的都市生活方式後，自此中國人便脫離依附土地的傳統。」他表示，公屋是殖民政府精心安排的硬件，逐漸改變市民的難民心態。
「以往，從內地到港的移民朝不保夕，來港後只住在簡陋的山區木屋，來港一心打聽如何能前往美國取得難民身份，直至麥理浩接任港督，政府才開始推出本土意識政策。」陶傑指，公屋除了給予市民一個穩定的生活環境外，更重要是建立移民的本土意識，產生「香港是我家」的感覺。「當時政府尊重中國傳統文化，讓移民落地生根，希望盡快讓這個流動社會取得穩定。」
亂中有序的香港精神
陶傑指，孔孟之道主張百姓自食其力，由於中國版圖廣闊，政府往往不能即時提供救濟，百姓許多時要積穀防飢。這種自力更生的傳統，是中國人的核心文化，地方百姓社會亂中有序，當他們安穩居所後，便會自然發展出秩序。
「英國普通法系統特色，就是有很強的適應性，20世紀末，英國法例在新界區還沒有完全應用，因為英國人不敢輕易破壞原居民的鄉村傳統。」陶傑表示，殖民政府大力推行市區化，提升了民生質素。殖民政府又推出公屋政策、成立廉政公署、清潔香港運動、立法會普選，令香港慢慢與西方價值接軌。
把香港學放進中國學
「我認為，應該把『香港學』放進『中國學』框架內研究，比較1997年回歸前後香港轉變，必須分清楚哪些部分的香港特質要堅持保留、哪些部分要改變。研究1997年前的香港，並不是向這段時期說聲再見便算，絕不能把它當作一個逝去時代來研究。1997年後，大量的內地文化滲入香港，與既有文化產生矛盾，要了解目前香港人的文化身份，是個艱巨的課題。」
陶傑指，全球經歷金融海嘯，西方國家一路走下坡，中國仍坐擁逾萬億美元儲備。「在這個屬於中國人的時代，各國不要談向中國輸入價值觀，本身也要向它尋求經濟援助。但這樣，社會發展重心便很容易落在GDP數據，以及物質硬件配套上，這是『香港學』的大挑戰。」他表示，香港人最大的特色，就是嚮往自由和擁有危機應付能力，在混亂中仍然發展得井井有條，如果未來要把這種獨特的價值觀帶到內地，相信並不容易，因為內地人自有其本身的文化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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