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大圖片
任 方
2006年4月在美國工作了九年後回中國上海工作，是在一所中美合資企業做董事會秘書。「董秘」這個職位對於我這個在美國只專職於技術層面工作的人來說比較陌生，但由於工作職責主要是負責董事們的溝通和對董事會召開，政策執行，我善於溝通交流和上傳下行，於是很快活地上崗了。
上崗後的第三天公司就召開董事會，那次的會議由於幾個外方董事解決一個偶發事件，都未能飛來上海，所以改為在波特曼酒店的會議室舉行電話會議。捧著巨厚的公司董事會材料，不論是中文或英文，我看起來都非常艱難，裡面有太多的業務和項目術語是字典上根本就不存在的，公司的組織架構、部門職責我完全不知。四個外國董事中，一個在意大利，一個在荷蘭，兩個在美國，大家同時連線，我在極度的懵懂和緊張中踉踉蹌蹌地走入會場。現代科技已經先進到了能將四大洋五大洲的人都通過線路，不但可以音頻而且還可以視頻。但是電波上好像存在著滯後，而且本來就不大清晰的意大利英語通過線路的傳輸，越發地不清楚。我仿如一隻驚弓之鳥。
在我加入公司前，公司有位職業翻譯，她譯得很好。但是，我的CEO大概是想在各位董事面前展現一下新僱用的海歸董秘的厲害，所以開場不久他就建議讓我抄刀，於是我像一個不大會游水的孩子被拋到了江心。對著話筒，看著屏幕上遠在意大利的董事長我竟像聾啞人，只看到他一張一合的口，竟完全聽不懂他的意思。董事長調侃地說：「Hello，對不起，我說的是意大利語向你問候。」我才抹了一把汗水，等到中方副董事長也開口時，我更是緊張，因為他講的話我也聽不懂，真是見鬼了。這時好心的CEO開口解圍說，我們的新董秘不是上海人，她不懂上海話。原來副董事長也說的是俚語。這個時候，我的自信已被全部摧毀。我誠懇地告訴大家：「非常抱歉，我不能勝任這次翻譯。」接下去，你可以想像我是怎樣地如坐針氈。
會議結束時，我看到中方的副董事長在董秘的任命上頗有微詞，意大利口音的董事長倒很理解地說：「她不是剛進公司才三天嗎？這麼大公司的業務是需要時間才能熟悉的。」為了這一句話，會後，我沒日沒夜地看資料，反覆整理會議記錄，用了很多時間寫出了董事會紀要。後來我將公司從註冊以來每次的董事會資料都好好讀了數遍，又馬不停蹄地走訪公司各部。慢慢地覺得那來自於字典之外的公司術語已不再陌生，並熟練起來，下一屆的董事會時我儼然一個資深董秘。
可是開會前我又有了問題。在協商時間時，不懂集團規矩的我先問了幾個低一級別的董事的時間安排，當副董事長的日常秘書讓我調整時間時，我告訴他副董事長是否可協調一下，因為其他三位董事都選擇了那個日期。這個秘書哼了一聲：「竟有這種事？」於是沒出兩個小時，另外幾位董事都通過秘書聯繫到我，帶點責備地說：「怎麼可以讓副董事長因我們而改時間呢？」在美國這是不成問題的，當然也有官職之分，但單不壓眾還是一個不滅定律。我惹了第二個事。
這次開會的地點選在希臘，會前到法國參觀一個外方的運作基地。這一次沒有語言問題了，但擺在我面前的另一個問題是由於去國外，而且要走兩個不同的國家，在路途中秘書的服務加多，而且是一種保鏢加保姆的服務。臨行前，好心的翻譯告訴我，外出期間董秘是最小的卒子，所以在機場出發前和董事們匯合上後，大大小小的董事的事情就都成了秘書的，比如填寫出關單、保險單、推行李、托運行李、幫著拎包等等。我不怕做小卒子，可是，哪裡規定了，小卒子就要像做保姆或替身保鏢一樣，而且這個小卒子還是女性，還比某些董事年長。那時我剛剛在非常講平等文化的美國生活過九年，這突如其來的不平等讓我鬱悶非常。
幫助人是無可厚非的，但是要在受幫者處於無能而為時。精壯的小伙子站著不扛箱，偏要居於低位的女子來幹重活，我覺得禮儀不通。所以在機場當取出男董事們的行李，我好像沒有看到一樣地讓其自生自滅。隨行的另一位女經理（年齡比我要大），很有眼色地撲上去拉箱子，這個時候堅挺的我感到非常尷尬，後來年輕的男董事好像看出了端倪，他不大情願地自己來拖走了自己的箱子。我知道，我又惹了禍。
到酒店後，我先去前台辦手續，服務生後來告訴我需要每個入住的客人拿來護照簽名。我回到大廳，望著翹著二郎腿在噴吐煙霧的董事們，沒好氣地說：「都拿著自己的護照到前台簽字。」好心的CEO受了驚嚇似地從沙發上彈起，如夢初醒地跑到我跟前：「不可以叫董事們去辦理的，你收了他們的護照去辦吧。」我說：「人家是要看本人的。」我和董事們結了第三個怨。
為了不再和董事們起任何衝突，在第三天全體人員赴愛琴海遊覽時，我寧願選擇了「工作忙不能跟隨出遊」的理由以避免旅途中更多的文化摩擦。
我知道我們中方的投資者是國企單位，當然要沿襲我們傳統文化中壁壘森嚴的等級觀念。可這是在開合資企業的董事會，而且我們國家也加入了WPO多年。外方的董事長在開會期間，看到我抱著一摞很厚的複印資料或趴在桌下費勁地擺弄插蘇等時，會非常自然地來幫。那很簡單的行為，從未絲毫降低過董事長架子，反而你會感受到他的仁慈和寬厚，本能就想要替他好好地幹活。
遇到有門的地方不論人少人多，外方的董事都會給所有的女士開門和讓路，做起這些時，他們的姿態如此自然，彷彿天降斯任於他。當你看到在門前替女士開著門，謙讓地讓女士先行，誰有過小看這位先生的想法？但是就是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我們大中華的很多男士，特別是官銜極高的，哪一位有過這樣的動作？
二次董事會後我即向我那謙虛而儒雅的CEO提出辭去董秘。他停下正在簽字的筆抬頭看我，似有不解。我說，我喜歡這個企業，也喜歡我們的行業，可是董秘我不能再繼續做。「如果年輕十年，我也許會為一份工作而無視森嚴等級帶給人的衝擊。但恰好我剛在洋文化中浸泡過，嘗到過平等的甜頭，所以不願屈尊去迎合古舊文化。而且我的行為也終會引起所有董事的公恨，不如我先下手為強。」
我的董秘生涯只持續了六個月，開了兩次會議。想想當時就是那麼一股勁兒，純粹是中西衝突在一個土生土長卻又受了西方文化的影響的中國人身上的一個凸現。其實在企業繼續工作幾年以後，我慢慢對於不同文化有了新的、歷史的、社會的認識，我知道很多東西不是朝夕可以改變的。
|
放大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