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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智德
因著中學時代讀〈荷塘月色〉和〈再別康橋〉等課文的巨大陰影，整整一代人對朱自清、徐志摩等五四作家的印象，停留在矯情造作、玩弄文辭的極為負面的想法；對那些課文在極端痛苦的被迫學習過程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對文學尤其新詩的憎恨和誤解，沒有機會得知朱自清、徐志摩後期的猛志。
朱自清的真正成就根本不在於散文，而是他的詩論、文學編輯和古典文學研究三方面，這些都是他停止了散文創作後，在三四十年代致力從事的工作，他的詩論，〈詩與建國〉、〈抗戰與詩〉、〈詩的趨勢〉和翻譯外國詩論的〈詩與公眾世界〉等作，既釐清及肯定了詩歌的公共意義，也在一個過分強調文學經世功用的抗戰時代當中，提出個體自主的重要性；他這種既配合時代共名、釐清公共概念，也逆向時代趨向的論點，無異發聾振聵之聲。
把〈詩的趨勢〉和〈詩與公眾世界〉等文置於今日重讀，仍有助於我們思考文學的公共意義，特別是其公共意義的本質。正如所謂學術乃天下之公器，文學在某程度上亦然，但文學也同時是一種藝術，一種美，對個體理念之建構和尋求之意義十分重大，有個體理念才具社群意識之可能。
即在公共性而言，文學的公共價值絕非順應時論，雖然文學人也會同意合理及符合個人原則的時代共名，但更重要是以文藝的美來抗衡時代主潮的暴虐和醜陋，以文藝的真去揭露潮流的偽假和遮蔽性；為達致此，詩語言的建構和獨立性十分重要，個體理念之清晰自主至為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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