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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東師範大學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傅紅春
格林斯潘在任美聯儲局主席時曾說過，美國GDP變「輕」了，因為50年間，GDP增長了5倍，但其物質重量卻沒有增加多少。近些年，我國的一些經濟學家也說，要讓我國的GDP變輕。
不可否認，一是由於服務業（服務業創造GDP，但其中許多產品沒有物質形式也就沒有重量）在經濟結構中的比例加大，再一是由於科技進步使同一物質產品（比如電視機和手機等）更輕巧，這些變化帶來的GDP變「輕」，是一個歷史事實，也是一個還會延續的發展趨勢。但是，我們千萬不要將其誤解為，GDP越輕越好。這一次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就是最好的註釋和警鐘。
特別是對於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在GDP的某些部分該輕則輕的同時，要格外注意，和經濟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還帶有「補課」的性質，GDP的某些部分（比如大規模的基本建設），還是要該重則重。
三大誤區應重視
回顧我們近幾十年的學術研究和新聞報道，「GDP越輕越好」的誤區，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
第一，由否定服務的極端，跳到了以服務否定物質財富的另一個極端。在改革開放之前，我們的主流經濟學理論，多是照搬蘇聯模式的教條，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財富觀，進行了片面的引申，認定只有物質生產領域才創造財富，而服務業不創造財富。由此派生出來的國民經濟核算理論和方法，只計算工農業總產值。對於服務業也創造財富的GDP（GNP）核算理論和方法，是全盤否定、全面批判的。現在我們已經完全接受並採用了GDP的核算理論和方法，承認服務業對於生產和生活的巨大作用，大力地推進服務業的增長，並進而帶動了經濟的整體增長。但有人又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只是熱衷於服務業的增長（想想那些所謂的資本運作大腕，以及一吹再吹的虛擬資本泡沫），否定了物質財富是生產和生活的最根本基礎的馬克思主義的原理。
第二，由否定效率的極端，跳到了以效率否定物質財富的另一個極端。改革開放之前，不管是作為經濟主體的國營企業，還是處於附屬地位的其它類型經濟單位（比如農村的生產隊），都是不講效率的，既不講微觀的經濟效率和技術效率，事實上也不講宏觀的經濟效率和社會效率。因為沒有市場環境，沒有價格信號，大家都沒有競爭的壓力。層層下達的指令性計劃，只關心產出量（比如鋼鐵多少噸，如何超英趕美；糧食多少斤，如何「過黃河」、「跨長江」），對於如何完成這個產出量的投入，是不計較的。現在，在微觀層次，處在國內外市場競爭大環境之中的企業，都有了提高效率的外在壓力和內在衝動；在宏觀層次，我們講「轉變經濟增長（發展）方式」也已經幾十年了，效率提高的成績是巨大的。但是，也有人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就是忘記了，在一個特定的時間點（科學技術水平一定），要想多產出，還是需要多投入的，而且是要多投入實實在在的物質財富（比如煤炭、石油、鋼鐵等等）。
第三，由否定幸福的極端，跳到了以幸福否定物質財富的另一個極端。發達國家的經濟和經濟學，幾百年來，走過了一條「離棄」幸福的道路，而在最近的幾十年，又開始了向幸福的「回歸」。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下，我們有些人，又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就是否定財富（特別是物質財富）對於幸福的支撐作用。
這一次金融危機的教訓是沉重的，令人欣慰的是，我們醒悟得早，反應也很快。筆者印象最深刻的一項舉措，是溫家寶總理4月８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並原則通過《全國新增1000億斤糧食生產能力規劃（2009-2020年）》，它將使我們的GDP有更重的「含金量」。
（本報摘自《人民日報》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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