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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兒童的犯案者已非單單是所謂的「金魚佬」，而是身邊相識的兒童。縱然少年犯行為嚴重，但由於傳統保護兒童的法律原則，不能控以未成年人士強姦罪名，因為按照香港法例，10歲以下的兒童不需負上刑事責任，14歲以下的兒童不會被控以強姦罪名。
「這些法律假設，與社會現況開始脫節了。」吳惠貞指，少年犯作案時除了侵犯事主外，當中更使用不同程度的暴力。他們許多都沒有精神和心理問題，但一半擁有非性罪行犯案紀錄，近兩成有案底，並曾干犯曾接受警司警戒的輕微犯罪紀錄，犯案者普遍是道德及守法觀念薄弱的青少年。「有些被告人被定罪後求情時透露，在學校曾經接受性教育。這便證明，他們並非對性一無所知，他們犯案時是明知故犯，反映他們法律知識嚴重不足，不清楚行為的嚴重後果，這說明香港的性教育宣傳，還沒達到理想的防禦效果。」
「研究發現，成年人與未成年少女性交個案的認罪率，竟然是百分之百。當入罪率是百分之百的時候，我覺得反而響起了警號。」吳惠貞表示，這個情況「太安全」了。「那是否代表執法機關偏向選擇以較輕、較易入罪的罪名作出檢控？」美國便存在類似的情況，執法機關由於為事主着想，希望他們不用再次上庭重述案發過程，傾向以較「有效」的手段，「十拿九穩」作出檢控。吳惠貞表示，從研究個案顯示，律政司檢控兒童性罪行案件，都是針對一些勝算高的個案，存在讓兒童不用上庭的傾向。「故此，被告便傾向認罪，以求獲得扣減三分之一刑期。」
過分保護 失去發聲機會
「保護未成年罪犯的法例，是否真的可以幫助少年犯和事主呢？」吳惠貞表示，目前本港的檢控及量刑，未必反映罪行的嚴重性，單從結果根本不可能知道兒童罪行的實況，況且社會根本難以接觸到少年法庭的資訊。「在制度下，也令少年犯未能認識到自己真正的犯罪行為。被告認罪，律師便代他求情。事主不用上庭，其實不是件好事。」
在舉報、調查和法庭提訊過程中，事主都有機會透過落口供等程序，把自己的感受和看法說出來。若被告不認罪，事主便會透過視像法庭作供，透過視像系統以第一證人身份，向被告直接作出指控。此外，事主亦可向自己及被告的親朋，直接發出自己的聲音。「我認為，親自向所有人說出自己的經驗及看法，反而是一種心理治療。當被告認罪，事主反而成為被告人律師求情時的評論對象。被告一般便可置身事外，由律師講盡好話，美化和合理化被告的犯案原因，這其實令事主第二度受創傷，卻無助犯人真正面對自己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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