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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的中國，尋常人家要翱翔天際，並非易事。 網上圖片
風雨壯歌六十載，萬里江山舊顏改。新中國六十華誕之際，回首往事，令我嗟歎不已的很多，其中，坐飛機的事就感觸良深。
如今對許多普通的中國人來說，尤其是公務出差的，出行乘坐飛機已是家常便飯了。可是，且不說擱在舊中國，即使是「一唱雄雞天下白」之後的相當一段時期內，也是不可想像的。上點年紀的人或許都會記得，當年滿懷豪情高歌「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時，不可謂不氣派，不可謂不豪邁，可就在那個時候，不要說普通百姓和私人旅行了，哪怕是相當級別的官員，是公務需要，也沒有幾個「舜堯」是能坐飛機的。當然，一是因為窮，坐不起，二是一般不能坐，三是隨便還坐不着。因此，每當憶及自己乘坐飛機的往事時，撫今追昔，就不免想起劉禹錫的兩句詩來：「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我是新中國成立三十多年後才開始乘坐飛機的，那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事。雖然當時改革開放已經起航，但以往「左」的那一套還沒有完全退出歷史舞台，慣性影響還很大，政策、觀念還有很多在延續以前的老一套。因此，坐飛機決不像現在這樣簡單，只要拿個錢，報個身份證號碼就行了，而是叫你一言難盡，啼笑皆非！
說起來今天的年輕人也許覺得很可笑，那時坐飛機首要的，竟不是錢的問題，而是「身份」問題，即你有沒有資格坐飛機？那時有政策規定，因公，只有縣、團級以上幹部才可以坐飛機；因私則一律要通過嚴格的「政審」。
說到「政審」，誰都不會陌生：你是不是「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有沒有歷史問題？主要社會關係中有沒有被關、管、殺的？有沒有海外關係？……
如果這些都不存在問題，或者過關了，那麼，有沒有縣、團級以上機關開具的政審證明及購票介紹信？
拋開這些「規定」裡潛在的等級觀念、政策歧視和煩瑣哲學，單就普通公民所處的地位而言，人們就該望而卻步了。試想，一個平頭百姓，不要說窮得拿不出那個錢，就是拿得出那個錢，他又上哪裡去弄那個「縣、團級以上」的「手續」來呢？
因此，普通百姓要想坐飛機，即使不算是白日做夢，恐怕也無異於登天了。
我那時三十出頭，一個剛出校門的初中語文教師，資歷、地位都拈不上筷子，經濟上更是捉襟見肘，窮得發慌。因此，就我這個相，無論因公因私，都跟坐飛機絕對不搭界。
可偏偏我所在的單位比較特殊，它不是社會上的那種學校，而是省裡的體工隊，我的學生也不是整齊劃一的中學生，而是性格鮮明，個性突出，年齡差異大，文化程度參差不齊，好動不好靜的運動員。大的（如三大球的）還好說點，可那些耍槍弄棒玩武術的，單槓雙槓練體操的，都是些小蘿蔔頭，一個個就跟毛猴子樣，腳不住，手不停，眼珠子還骨碌碌亂轉，要讓這些小把戲在課堂裡靜得下，坐得住，聽得進，學得好，談何容易！
當時運動員文化學習尚在起步階段，課程設置、教學方法、教學管理等一系列必須解決的問題，各地體育行政部門都還在摸索中。開展得略早一些的省市，如北京、遼寧、上海、廣東、四川等，相傳積累了一些經驗，也有了比較成形的管理模式。
為了盡快把我的省也抓上去，我們急需獲得兄弟省市的成功經驗。這樣，去那些省市的體工隊取經的公差也就應運而生了。
我們單位當時負責這一塊的是文化科，取經的任務當然就歷史地落到它肩上。文化科一共五個人，四名教師和一位副科長。我是教師中最年輕的，跑個腿啥的也還算湊合，所以有幸被選進取經小組。
去別的地方交通都好解決，無非乘火車坐汽車搭輪船，惟獨從廣州去成都有點問題。當時交通很不便利，由廣州去成都，坐火車則要經成昆線繞行，途經廣西、貴州、雲南，加上起迄兩地，需要跨越五個省區。一是旅途時間長，二是中途還得倒車。因此，考慮差旅成本，事前我們的領導，就是那位副科長，一個被大家戲稱為「馬列主義老太太」的好心人，就麻起膽子分別找到單位的幾個領導，算政治賬算經濟賬，死纏硬磨，要求從廣州到成都改乘飛機去。
副科長要帶科員坐飛機，從來就沒聽說過。客氣點說，好像有點天方夜譚；不客氣的話，就是不知天高地厚了。因此，雖說是縣團級單位，權限不成問題，可頭頭們誰都不敢拍這個板。好在我們單位常有運動員乘飛機出國參賽，後經大隊領導集體研究，想出一個「變通」的辦法，這才敢冒着風險照准。還有一點需要提及的是，我們「馬列主義老太太」是本單位「一把手」的愛人，如果沒有這層關係，再怎麼算賬，恐怕她也決不會斗膽去提這個要求的。
這樣，我這個「提提」（本地話：給領導拎包的），算是生平頭一次與坐飛機搭上界了。可是，就是這好不容易搭上界的一點機會，又差點讓她老人家鬧泡湯了。
說來有點陰錯陽差。我們到廣州後，取經問道的任務倒是完成得十分順利。不巧的是，我們一到廣州，整個南部中國就一連多日大雨滂沱，電閃雷鳴，京廣線受阻，白雲機場關閉，一下子我們被困在羊城動彈不得。天天盼雨住，時時望天晴，可誰都沒有料到，天涯羈旅，這一呆竟是整整半個月！「馬列主義老太太」急得跳腳，天天見面就不厭其煩地盯着我反覆問：「怎麼辦呀，小張？」
老人家是個風風火火的急性子，又有點愛聽風是雨的毛病，因此我心裡清楚，這看似問計於我，實則是弦外有音，想假手於人，希望借我的口打退堂鼓，放棄去成都。
也難怪，出門在外的她不僅擔着擔子，而且在單位她本身就是個頗具爭議的人物。帶着一幫人，花着公家的錢，在一個花柳繁華之地呆這麼久，那些知情卻不同情和同情卻不知情的人們，會不會對她進一步產生非議？推己及人，她不得不有所顧忌。
其次，更要命的是，那時的媒體，三天兩頭都有令人心驚肉跳的災情報道，特別是一架客機在桂林上空突遭雷擊差點失事的消息，更是令老太太膽戰心驚。
別看她爭取坐飛機的努力好像志在必得，執着得可以，但一旦真的獲准後又有點葉公好龍。可憐從未坐過飛機的老人家，也不知在哪兒聽過那麼一耳朵「暈機」可怕的故事，幾乎從出發的那一刻開始，就對自己到底會不會「暈機」一直是憂心忡忡。
「哎呀，坐飛機真的係（是）很危險的啦！」原本就是廣東人的她，操着夾裡半生的廣東普通話，聳人聽聞地大發感慨，好像她已經死裡逃生，體驗過一樣。
其實我們都清楚，山雨欲來風滿樓，她這種一驚一乍，不過是變卦前的過門，類似於「總要先造成輿論」。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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