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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敬德認為，香港應在促進兩岸和平發展中發揮獨特優勢。
高敬德 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
導言：歷經風雨坎坷的兩岸關係，已經進入和平發展的新階段。曾經是海協會和海基會達成著名「九二共識」並率先實踐「一國兩制」的香港，更沒有理由在兩岸大和解的今天缺席其中。對祖國統一大業懷有歷史責任感的香港人，在兩岸實現大三通之後，怎能不思考港台關係如何發展？又怎能不籌謀如何充分發揮香港在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中的特殊作用？
從政治層面來講，香港從來就沒有獨立的對台政策。回歸前，港台關係是英國對外政策的一部分。回歸以後，港台關係則成為兩岸關係的特殊組成部分。香港第一個實踐「一國兩制」，使港人在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動國家和平統一方面多了一份「率先垂範」的歷史責任。香港應該有比內地省市更大的空間和彈性，發展與台灣之間的各種交流，盡快改變港台關係明顯落後於兩岸關係發展的狀況，充分發揮香港在推動兩岸和平發展中的特殊作用。
審視兩岸關係的發展及香港在其中的地位，不能離開民族復興、國家發展的大視野和大格局。就像大陸改革開放帶來的巨大進步，決定了兩岸關係的基本格局和發展方向一樣，建立大中華經濟圈，將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實現祖國和平統一提供雄厚基礎。如同美國和歐盟必然要有紐約、倫敦這樣的超級國際金融服務中心，大中華經濟圈當然需要且有條件建成自己的超級國際金融服務中心。香港是兩岸三通後「和平紅利」的最大受惠者之一。加強港台關係，構建有台灣參與、以港深為中心的超級國際金融服務中心，是建立大中華經濟圈、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以至最終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重要環節和戰略舉措，值得高度重視。
本人建議：1、與「國共論壇」和「海峽論壇」相呼應，舉辦有香港特色的「港台城市論壇」；2、發揮香港金融、航運及貿易服務中心的優勢，構建兩岸金融貿易專業服務平台，加強航運樞紐地位；3、發揮民間團體作用，加強港台文化交流；4、逐步實現港台互免簽證，全面促進港台交流；5、港台逐步互設半官方、官方性質的辦事機構，統籌經貿文化合作事務；6、爭取中央依據「胡六點」，在處理港台關係方面給予香港更大授權。
一、港台關係的歷史發展
從政治層面來講，香港從來就沒有獨立的對台政策。香港回歸前，港台關係雖與兩岸關係有關，但不是從屬關係，是獨立於兩岸關係之外的台灣地區與港英當局統治下的香港地區的關係。同時，兩岸均將香港作為政治鬥爭的重要前沿陣地，香港也承擔了兩岸關係發展的特殊角色。香港回歸後，港台關係的性質發生重要變化，港台關係從屬於兩岸關係，大陸將港台關係視為兩岸關係的特殊組成部分；台灣當局則將香港定位為有別於大陸的「特別地區」。總體來說，香港回歸後港台關係的發展較為順利，並未出現大的衝突與磨擦。
1、中央非常重視港台關係的發展及其對兩岸關係的重要性。
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中央就一直關注港台關係的發展，首先是確立了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基本政策，即在較長時期內不改變香港的現狀，同時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外交戰略服務。在這一總體戰略與政策下，中央先後提出一系列政策主張，形成「利用香港、連接台灣、促進兩岸」的大戰略。中央將香港作為對台聯絡、接觸、統戰的主要陣地，同時反對台灣當局在香港從事對大陸的顛覆破壞活動。
從60年代到70年代，兩岸關係對峙，港台關係相對穩定，大陸對港台關係政策未有大的調整。進入80年代後，隨着香港回歸問題提上議程及隨後中英展開香港回歸問題的談判，中央對香港回歸後的港台關係更加重視，相繼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政策主張，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提出兩岸統一及港澳回歸後，均實行「一國兩制」的基本原則。「一國兩制」首先是針對解決台灣問題提出來，但率先在香港與澳門實行。中央在肯定港澳「一國兩制」對台灣具有示範作用的同時，也一再強調，港澳問題與台灣問題在性質上是不同的，收回香港與澳門是解決國與國之間的歷史遺留問題，是中國政府對港澳恢復行使主權；而解決台灣問題則是中國的內政，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不容許任何外國勢力插手。
第二，確定對台灣在港活動及港台關係發展的具體政策，主要包括三點內容：一是港台關係可以保持不變，包括台在港機構的存在、宣傳活動等不會因香港的回歸而受到限制；二是台灣在港活動必須遵守「一個中國」原則，不能搞「兩個中國」的活動，這是最重要的政治原則；三是反對台灣當局打着「民主」的旗號，將香港作為反對大陸的基地。
有學者用「示範」與「防範」來概括中央關於「九七」之後港台關係的原則與政策。
由於香港基本法並沒有對回歸後的港台關係作出具體明確的規範，於是，中央根據兩岸形勢，在香港回歸前夕提出了具體而完整的香港回歸後的港台關係政策。1995年6月22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預委會主任的錢其琛，在預委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上，代表國務院宣佈了中央人民政府確定的處理「九七」後香港涉台問題的七條基本原則和政策，即「錢七條」。「錢七條」的總體思路可以歸納為兩個方面：一是放開和鼓勵港台之間的民間交往；二是把香港對台官方交往的權力上收中央。同年11月19日，時任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副主任的唐樹備再次明確表示，「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錢七條』是九七後處理台港關係的依據。」
2、台灣當局重視港台關係並注意保持政策連續性。
香港回歸之後，港台關係發展可分為國民黨執政時期、民進黨執政時期和國民黨再執政時期三個階段。國民黨執政的台灣當局十分重視香港回歸後的台港關係，主張台港關係持續平穩發展。當時的台灣當局就香港回歸後的港台關係發展以及港台關係與兩岸關係的定位、發展問題，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規與政策，在將兩岸關係定位為「分治的兩個對等政治實體」下，將香港定位為不同於大陸地區的「特別區域」，即香港與台灣不是處在同一位階下的兩個政治實體，香港的法律地位是在「台灣政治實體」之下的次地區概念。1997年6月，台灣「陸委會」發表「對九七香港情勢的立場與政策說帖」，對台港關係在兩岸關係中的地位及相關工作有詳細的陳述。台灣當局首先將台港關係視為兩岸關係的試點，認為台港關係對台灣十分重要，因此在「任何情勢下，我們不願看到香港動亂或經濟衰退，或由於政治干預導致台港關係倒退」；「我們希望穩固九七後台港關係的新架構，在互惠互利的原則下，共促兩岸三地的良性互動，並進而作為兩岸之間整體關係的試點」；認為台港關係與兩岸關係相互影響，希望共同建立兩岸三地「三贏」局面。
被稱為「台獨黨」的民進黨執政後，港台關係性質變得更為複雜。在兩岸關係的大背景下，香港處理港台關係更加謹慎，港台關係受兩岸關係的影響越來越大。不過，儘管對香港「一國兩制」持負面立場，但香港對台灣的重要性並未削弱，民進黨因經濟發展的需要，也非常關注香港形勢，重視台港關係及其與兩岸關係的互動問題，強調台港關係的重要性。因此，港台關係總體上還是保持了較為平順的發展態勢。
2008年，國民黨重掌台灣執政權之後，在兩岸的共同努力下，兩岸關係發生重大積極變化。海協、海基兩會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成功復談，兩岸同胞期盼30年的直接「三通」基本實現，港台關係也隨之出現了新氣象。
3、香港特區政府加強港台之間的交流與合作。
隨着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新階段，港台關係也出現新的良好發展勢頭。行政長官曾蔭權在2008年10月發表的施政報告中明確表示，「為配合兩岸關係提升及發揮香港可扮演的角色，特區政府正加強香港與台灣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具體工作包括：香港貿易發展局在台北設立辦事處；推動香港工商界的精英聯同在港的台商，組成「香港－台灣商貿合作委員會」，通過民間互動，促進兩地工商企業直接交流，並加強兩地經貿、投資、旅遊及其他方面的合作；為了向經常來港經商、旅遊的台灣居民提供更大方便，將推出新的便利措施；委派財政司司長成立跨部門督導委員會研究和統籌促進香港與台灣經貿關係的整體策略和工作計劃等。被稱為特區政府民間智庫的香港智經研究中心，於2009年5月發表《因應兩岸關係緩和促進港台經貿關係發展研究報告》。這個報告由香港理工大學、台灣淡江大學和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共同參與完成，對港台關係的未來發展提出了全面的建議。
與此同時，港台之間過往缺乏的官方層面的交流呈現新局面。台灣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高雄市市長陳菊、國民黨秘書長吳敦義、台中市市長胡志強、台北市市長郝龍斌等先後訪港。香港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於2009年3月下旬，以第2屆世界佛教論壇港澳代表團名譽團長的名義，前往台北出席論壇的開幕及閉幕禮。這方面最為引人注目的事件，是香港特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應台灣陸委會的邀請，以特區主要官員的身份，於6月5日至6日到台北進行官式訪問，其間與陸委會主委賴幸媛、副主委傅棟成及台北市副市長吳清基會面。林瑞麟與傅棟成舉行工作會議後宣佈，台灣將成立「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並下設「經濟合作委員會」，香港則會在香港貿易發展局之下組成「香港－台灣商貿合作委員會」。兩個委員會作對口，就兩地關心的貿易、投資、旅遊及其他雙方合作的事宜作交流和討論。港台政府的高層官員會積極參與兩個委員會的活動。這是香港特區主要官員首次以官式身份獲邀訪台，不僅打破了港台過去從沒有正式官方邀訪的政治禁忌，而且正式建立了港台之間溝通交流的機制、渠道和平台，顯示港台關係踏上新的台階，是港台關係發展進入新里程的重要標誌。港台官方不必借助類似海協會、海基會那樣的「白手套」就可以直接對口交流，顯示了香港在兩岸關係的特殊地位和角色，也表明中央認可並支持港台關係快速升溫。這不僅會大大加強港台之間的合作關係，而且可以為未來兩岸之間官方接觸尤其是內地一些省市與台灣之間的官方往來，作出一些有益的探索。
二、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對於兩岸關係發展的重大意義
1、實踐「一國兩制」標誌着祖國統一大業邁出重要一步。
「一國兩制」作為完成國家統一的基本構想，原本是為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提出來的，首先運用於解決香港問題。香港回歸祖國，使「一國兩制」由構想、方針變為生動實踐，不僅標誌着中國人民洗雪了中華民族遭受殖民侵略的百年國恥，標誌着香港同胞從此成為這塊祖國土地上的真正主人，開創了香港與內地共同發展的新紀元，而且標誌着中國人民在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道路上邁出了重要一步，使台灣同胞能夠具體而不是抽象地理解「一國兩制」的實際內涵，對最終解決台灣問題，產生重要的積極影響，發揮巨大的示範作用。
2、香港「一國兩制」具體實踐推動兩岸關係發展。
提出「一國兩制」構想的鄧小平曾經說過：「中國最終要統一。能否真正順利地實現大陸和台灣的統一，一要看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結果，二要看我們經濟能不能真正發展。」顯然，香港第一個實踐「一國兩制」，使港人在推動國家和平統一方面多了一份「率先垂範」的歷史責任。因此，港人努力落實好「一國兩制」，既是自身發展的需要，也是在為祖國和平統一作出貢獻。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在2009年上半年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60.7%的人認為「一國兩制」適用於台灣，較1997年的36.5%大幅提升，是1996年開展有關調查以來的歷史新高。越來越多的香港市民認同「一國兩制」適用於台灣，實際上是「一國兩制」在香港成功落實、得到港人認同的一種標誌和體現。正如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3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所充分肯定的那樣，長期以來，廣大香港同胞心繫祖國統一大業，是反「獨」促統的重要力量。
由於台灣當局一直對「一國兩制」採取抗拒態度，尤其是在民進黨執政期間，更是將「一國兩制」妖魔化，令回歸後的香港作為台灣觀察「一國兩制」的窗口，更形重要。隨着香港「一國兩制」實踐的日益豐富，越來越多的台灣同胞逐步增加對「一國兩制」的理解和信心，逐步體會到祖國大陸確實考慮到和尊重了廣大台灣同胞的現實利益和長遠利益。近幾年來，香港加強與內地的經濟文化聯繫，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特別是CEPA和開放內地遊客自由行，探索和積累了兩個單獨關稅區之間建立經濟合作機制的經驗。這一切為進一步密切兩岸經濟文化交流與合作、人員往來、促進兩岸實現全面直接「三通」，以及兩岸磋商「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發揮了重要的啟示、借鑒和推動作用。
3、「一國兩制」具體模式可以因應兩岸和平統一的需要進一步發展。
台灣問題，是民族內戰的產物，與香港被外力強佔確有不同。台灣當局或政黨為了提高談判籌碼，尋求更多的權利和更大的利益雖然不難理解，但不應將這種利益追求與「一國兩制」對立起來。誠然，香港實施「一國兩制」的一些具體做法不一定適合台灣，但台灣方面不能因為對香港的某些具體做法不喜歡而輕易否定「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是一個原則和方針，其具體的模式可以有多種，可以有香港模式，也可以有台灣模式。事實上，在台灣問題上，對「一個中國」的理解，已經不同於香港的「一國兩制」中的「一個中國」含義。在香港實行的「一國兩制」中的「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兩岸問題上，關於「一國」的理解，已從過去的「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演變為現在的「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因此，如果說運用「一國兩制」解決香港問題是「求大同，存大異」的話，那麼運用「一國兩制」解決台灣問題，須「求更大的同，存更大的異」，這必然會擴大「一國兩制」的內涵和外延，進一步擴大我們關於國家統一的概念，形成「一國兩制」的新形式。
三、從國家發展大格局、大戰略思考港台關係新發展
1、最了解兩岸的是香港。
在兩岸關係中，香港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優勢：
從歷史上看，香港與台灣的聯繫密切，兩地的交流往來六十年來從未中斷。在香港一些大專院校甚至中小學校，教師中畢業於台灣或從台灣來港的人士不少，特別是在中國文學和歷史領域。香港回歸以後，港台關係成為兩岸關係的特殊組成部分。港台兩地繼續保持和發展原有的民間交流交往等各種關係，繼續保留台灣駐香港的機構，包括辦證機構、教育文化機構，甚至一些社團組織等。
從經濟方面看，香港作為重要的轉口貿易中心和國際金融中心，與同樣是外向型經濟的台灣有着緊密的經貿聯繫，台灣是香港的第四大貿易夥伴。香港回歸以來，港台繼續保持和發展海運、空運直接通航，經貿仍然顯著增長，貿易額從1997年的1600億港元，上升至2007年的2580億港元。兩地的企業界人士交往頻繁、感情篤厚。香港至今不僅是台灣出口商品的重要中轉地，而且也是台灣企業融資的重地，不少台灣企業到香港上市。
從制度層面看，無論是回歸前港英管治下的香港，還是實行「一國兩制」的香港，都是實行的資本主義制度，在基本的社會制度及新聞自由、文化環境等方面有諸多相似之處。
正是由於這些特點和優勢，使得香港在與台灣交往時容易相互理解，減少許多麻煩和不必要爭端，香港人因而被視為既了解大陸，又能很容易了解台灣的人；也正因為香港能夠同時溝通兩岸，因而能夠在兩岸隔離、未實現三通的情況下，成為兩岸之間不可缺少的經貿橋樑，扮演着兩岸交流最為重要的中介角色。
香港還是兩岸溝通協商的重要平台。著名的「九二共識」就是在香港產生的。1992年10月，大陸海協會與台灣海基會在香港舉行第二次工作性商談。這次商談重點討論了海峽兩岸在事務性商談中表述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態度問題，並經過函電往來確認，達成「九二共識」。
2、建立大中華經濟圈是中國實現和平統一的重要經濟基礎。
兩岸三通後，香港在兩岸關係中的作用會否弱化，香港的地位會否被邊緣化，這是香港社會普遍關心的問題。為了釋除外界的憂慮，特區政府及一些社會人士多是從具體賬目的計算，來說明香港可以通過何種方面的措施，彌補這方面的損失。這種計算雖然有必要，但卻沒有抓住問題的根本和核心，因而在解釋香港不會因為兩岸三通而邊緣化方面，不可能達到綱舉目張的效果。
實際上，審視兩岸關係的發展及香港在其中的地位，不能離開民族復興、國家發展的大視野和大格局。胡錦濤主席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3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祖國大陸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不斷取得巨大進步，是推動兩岸關係發展、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雄厚基礎和可靠保障，決定了兩岸關係的基本格局和發展方向。」鄧小平在談到「能否真正順利地實現大陸和台灣的統一，一要看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結果，二要看我們經濟能不能真正發展」時，還特別強調「中國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是要靠自己的發展」。
顯然，兩岸的和平統一，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緊密相連，以國家的快速發展作為雄厚基礎和可靠保障。由此也不難看到，建立大中華經濟圈，是中國實現統一的重要經濟基礎。由於大陸、台灣和香港經貿關係的日趨密切及其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地位愈顯重要，以大陸及港台為主體的大中華經濟圈，已成為全世界矚目的焦點。事實上，大中華經濟圈的形成和發展，主要不是出自兩岸三地政府的主導與策劃，而是基於客觀經濟形勢的需求，且已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據專家的預測，到公元2020年，大陸人口將達到十六億人，如屆時人均GDP能達到五千美元，僅大陸本身的GDP就有八萬億美元，加上港台兩地，大中華經濟圈到2020年的GDP，將達到美國2010年九萬一千億美元的水平。可見，大中華經濟圈的建立和發展，其經濟能量，將逐步接近美國和歐盟，將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圈之一。就像美國和歐盟必然要有紐約、倫敦這樣的超級國際金融服務中心一樣，大中華經濟圈當然需要且有條件建成自己的超級國際金融服務中心，既承擔推進和引領大中華經濟圈的經濟成長和戰略升級的重要任務，又對外發揮佔據國際市場的制高點，掌控國際資源的配置，涉入國際標準的制定，參與全球競爭，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重大功能。
四、構建有台灣參與的港深超級國際金融服務中心，是建立大中華經濟圈的戰略舉措
台中市市長胡志強表示，希望加強福建、台灣、香港、廣東四地間人流、物流的聯繫，構建類似波士頓、紐約、華盛頓特區的大區域，在國際市場上提升競爭力。伴隨國家經濟的迅速崛起，香港的金融產業近年來得到快速發展。2006年，香港的首次公開招股集資額超過三千億港元，超越紐約，僅次於倫敦。根據倫敦市法團發表的2007年國際金融中心競爭力指數的報告和結論，香港在全球金融中心的排名僅次於倫敦及紐約。實行「一國兩制」並且在國際金融城市上排名前列的香港，與深圳及整個珠三角的經濟融合，再加上與台灣之間的傳統聯繫而形成經濟的互補聯合，最有條件成為大中華經濟圈的國家超級金融服務中心。
在大中華經濟圈的大格局中構建港深超級國際金融服務中心，加入台灣這一重要元素，不僅可以大大擴闊和加強港深超級國際金融服務中心的經濟基礎，加深兩岸三地的經濟融合，而且能夠使台灣更好地利用香港的金融服務優勢加快自身的發展，並在國際性的區域競爭中，佔據更有利的位置，從而造成兩岸三地的「三贏」局面。根據2007年的數字計算，大陸及港台三地股市的市值加起來已達5.3萬億美元，超越倫敦股市的3.74萬億美元，也已超越市值4.8萬億美元、排名第二的日本股市。據測算，到2020年，滬深證券交易所的總市值可能達到80萬億人民幣，香港股市總市值折算可能達到60萬億人民幣，台灣證券交易所總市值折算可能達到30萬億人民幣，大中華經濟圈股票的總市值將達到170萬億人民幣。考慮到人民幣可能升值的因素，大中華經濟圈資本市場的總市值約合34萬億美元，將有可能超過美國的33.8萬億美元，成為全球最大的資本市場。
龐大而又位居世界前列的經濟體積和市場規模，將使得大中華經濟圈產生巨大的集聚效應，香港和台灣必然將從這塊經濟大餅中，獲取更大的利益和發展。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祖國的和平統一大業，更會在大中華經濟圈的集聚整合中獲得雄厚基礎、可靠保障，並取得重大的歷史性進展。可見，加強港台關係，構建以港深為中心的超級國際金融服務中心，是建立大中華經濟圈、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以至最終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重要環節和戰略舉措，值得高度重視。
五、香港是兩岸三通後「和平紅利」的最大受惠者之一
香港金融業在兩岸三地中具有領先地位，完善的金融中介服務會在三通之後留住台資企業，而兩岸三通會帶動大中華經濟圈的經濟總量進一步增長，從而形成對香港金融服務的更大需求。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金融服務業相當發達。一方面，香港是國際銀行業的聚集地，是重要的證券首發市場，是規模龐大的證券交易市場，是亞洲第二大的私募基金市場，具有進行大規模國際性融資的能力；香港的資金完全自由流動，貨幣完全可兌換等，都是大陸和台灣不具備的優勢。另一方面，香港還擁有高度國際化、現代化的第三產業，包括法律、會計、科技服務、標準認證、廣告諮詢、規劃設計、新聞媒體及強大的國際會展業等。香港可以利用這些優勢，在兩岸關係的發展中發揮作用，贏得進一步發展的空間。
事實上，擁有亞洲區內最強全球聯繫、最國際性金融中心的香港，將繼續成為兩岸企業進行國際融資的首選平台。據統計，在香港交易所交易的上市公司中，與台資有關的企業有60家，主要包括一些在大陸發展成功的企業，例如富士康、康師傅、旺旺等著名品牌。2008年共有四家台資企業在香港上市，集資總額為139億港幣。台資兆豐資本（亞洲）發表報告預計，今明兩年將有10家台資企業在港上市，集資總額料達150億元。
數字還顯示，2007年有340家台資企業在香港設立地區總部和辦事處，比5年前增加了6成。目前在港的台資企業約有5000家，據香港貿發局調查，這些公司的主要功能，是協助母公司作企業管理、資金調動、採購和市務推廣等活動。隨着兩岸實現三通，台灣企業將進一步投資大陸，而大陸公司亦有興趣投資台灣，香港在這方面可以發揮資金籌組的重要功能。完全可以預期的是，隨着兩岸經濟合作進一步加強，將會造就更多成功的大企業，而他們通過獲得國際融資實現進一步發展的最佳出路，將會是來香港交易所上市。因此，兩岸三通實現後，相信將有更多在大陸發展的台資企業會到香港上市，香港可提供融資服務，為兩岸三地經濟「餅」的做大，作出貢獻。這又將加快推動香港發展成為亞洲區內的超級全球金融服務中心。
同時，香港擁有兩岸都公認和讚賞的法治、廉政及國際化的優勢，有發達的專業服務業，特別是具有與國際接軌、有國際信譽、被國際認可的標準認證、交易制度、國際仲裁服務等，是兩岸都可以信得過的交易平台，可以成為兩岸的各種交易服務中心。隨着兩岸經濟融合的加深，這方面的需求也將大大增加。
顯然，兩岸關係與香港利益並非此消彼長的零和遊戲，恰恰相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必會為香港提供更多商機和交流。我們不應將兩岸關係發展視為對香港「邊緣化」的威脅，而應看作是香港發展的新機遇。事實上，兩岸實現三通，將會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兩岸和平發展所產生的「和平紅利」，香港是最大的受惠者之一，可以從中得到前所未有的歷史性發展機遇。問題的關鍵，是香港能否及早籌謀有效對策，採取得力措施，充分把握住這個千載難逢的機遇。
從民族復興的大格局、大戰略來思考，兩岸四地的優勢互補、相得益彰，有利於大中華經濟圈構建與紐約、倫敦相比肩的超級國際金融服務中心。香港金融服務中心地位的鞏固，將主要來自大陸金融市場的開放，以及兩岸三通對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作用。作為大中華經濟圈中的超級國際金融服務中心的核心城市，香港在兩岸關係中絕不僅僅是一個中介角色，而應是大中華經濟圈中經濟活動的重要策劃者和協調者。與兩岸都有特殊關係，能夠了解兩岸、溝通兩岸並能夠得到兩岸信任的香港，在兩岸關係問題上，千萬不要鼠目寸光，自綁手腳，而應有廣闊敏銳的大視野、大胸懷，通過加快構建以港深為中心的超級國際金融服務中心，使自己站在大中華經濟圈的高端，在國際性的區域競爭中，真正發揮策劃者和協調者的角色和作用。
六、關於發展港台關係的具體建議
對於香港來說，無論是「一國兩制」的示範效應，還是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促進作用，都要通過港台之間的具體交流合作來落實。為此，本人着眼於大中華經濟圈的建立，結合港台的優勢互補，就全面加強港台之間的交流合作，提出如下幾點建議：
1、與「國共論壇」和「海峽論壇」相呼應，舉辦有香港特色的「港台城市論壇」。
加強港台交流，可以舉辦重大活動作為助推器。目前，大陸的兩岸關係論壇有兩個：一是由國共兩黨主導的「國共論壇」；二是具有福建特色的「海峽論壇」。這兩個論壇主要分別從政黨和民間的層面，對促進兩岸大交流、大合作，發揮了重要作用。如果能夠利用「一國兩制」的優勢和港台之間的特殊關係，分別在香港和台灣舉行、由兩岸三地主要城市參加的「港台城市論壇」，進行主要城市之間經貿、城建管理及文化方面的交流，就可以與「國共論壇」和「海峽論壇」達至相互呼應、相互補充的作用。「港台城市論壇」不僅可以走出大陸，分別在香港和台灣舉行，而且可以由港台及大陸主要城市的市政府共同舉辦，無論國民黨還是民進黨執政的台灣城市都可參與其中，因而既能夠在兩岸地方層面的官方交流方面帶來突破，又可暫時迴避兩岸官方最高層還沒有正式接觸的困局。如果「港台城市論壇」能夠成事，香港特區行政長官也可以官方身份前往台灣出席相關活動，港台交流必將因此而大大往前推進。
事實上，早在2000年3月和2001年2月，港台就分別在台北和香港舉辦了「雙城論壇」（香港與台北）。2001年2月，時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的董建華會見來訪的台北市長馬英九時，提出希望未來把香港與台北間的「雙城論壇」發展為上海、香港與台北間的「三城論壇」。由於種種原因，這一願望未能實現。順着這一思路，構建由兩岸三地主要城市參加的「港台城市論壇」，並賦予城市經貿、城建管理及文化交流等實質性內容，這個論壇將成為港台及大陸對話交流的重要平台，對於彼此之間的深入溝通和了解將發揮重要作用。
2、發揮香港金融、航運及貿易服務中心優勢，構建兩岸金融貿易專業服務平台，加強航運樞紐地位。
在大陸和台灣仍存在不同程度資金管制的情況下，香港的國際金融服務中心的優勢更顯突出。事實上，兩岸三通對於香港的最為有利之處，就是將大大增強香港國際金融服務中心的地位。香港的金融服務成為支援兩岸三地經貿合作的最重要功能之一。因此，香港須清醒認識並緊緊抓住兩岸關係緩和及人民幣國際化給香港帶來的重大機遇，提升香港作為內地企業、台資企業商業服務中心、融資中心及資金運營中心的功能。香港是著名的國際航運中心，在兩岸三通之後，港台之間在海運和航空方面，都有極大的合作空間。
為此，香港需做好以下十方面的工作：
一是加強吸引更多台資公司來港上市，強化香港作為國際金融服務中心在兩岸投、融資方面的金融功能。
二是利用香港作為全球首個同時具有美元、歐元、港幣和人民幣即時支付系統金融體系的優勢，爭取成為人民幣的兩岸清算中心。
三是在人民幣的國際化和兩岸三地的金融發展過程中，香港需要設立服務於兩岸三地企業的資信評級機構。
四是爭取在港中資企業率先投資台灣，既加強港台之間的經貿聯繫，又為大陸資本進入台灣起到探路、開路的作用。
五是構建服務台資的展覽、資訊及交易平台，協助台商尋找國際商業和貿易夥伴，推動兩岸三地科研及其商品化的交流和合作。
六是推動香港發展成為兩岸三地的仲裁中心。
七是因應兩岸醞釀商談「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的問題，港台應盡快商討簽署經濟合作協議，為將來建立「兩岸共同市場」積累經驗並摸索探路。
八是港台應盡快簽訂「全面性避免雙重徵稅」安排，增強香港作為大陸對台灣投資的門戶地位。
九是在海運方面，香港應該根據自身的地理特點，加強高（高雄）港（香港）深（深圳）的港口海運合作。
十是在航空方面，應該通過開放航權，提升港台的航空樞紐地位和兩岸三地航空業的全球競爭力。
3、發揮民間團體作用，加強港台文化交流。
就港台關係而言，通過兩地民間交流的深入開展，增加兩地普通民眾的相互接觸和了解，特別是增加台灣同胞對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真實情況的了解和認識，對於增進港台民眾相互信任以至彼此欣賞，對於促進港台關係發展和祖國和平統一，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值得留意的是，兩岸在重視建立互信的時候，主要談的是政治互信、外交互信和軍事互信，對於建立兩岸民間社會的互信卻沒有給予太多的關注。港台之間也存在同樣的問題。實際上，兩岸民間社會的互信是兩岸政治互信的必要基礎。如何解決兩岸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問題，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兩岸民眾怎麼看、怎麼想、怎麼做。而民間交流是兩岸同胞增進了解、融洽感情的重要途徑，是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清楚認識這一點，對於發展港台關係同樣具有重要意義。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超過六成的港人認為「一國兩制」適用於台灣。加強港台民間的交流和互信，對於帶動台灣同胞從正面了解和認識「一國兩制」，將會產生重要的積極作用。
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今年5月在首屆海峽論壇大會上致辭時指出，「新形勢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最重要的是更加有力地推動兩岸同胞大交流，促進兩岸各界大合作。我們強調大交流、大合作，就是要把兩岸交流合作推向最廣泛的領域、推向基層，鼓勵最廣泛的基層民眾參與到兩岸交流合作中來，增加更多的直接交往，努力使兩岸同胞感情更融洽、合作更深化。」顯然，開闢港台關係的新時代，不僅是逐步開通官方、半官方的溝通渠道，還包括開啟民間大交流、大合作的新篇章，鼓勵社會各界參與到港台交流合作中來，努力使港台民眾感情更融洽，合作更深化。在這方面，民間團體的作用至關重要。我們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希望能夠廣泛聯繫香港各界人士及相關團體，在推動港台民間交流與往來方面發揮應有的帶動作用。當然，要廣泛全面展開港台之間的民間交流，僅靠統促會香港總會是不夠的，也是不全面的，還需要各個層面、各個界別的團體共同參與，包括那些沒有打出「統一」旗號的各類團體，盡可能與台灣的各方面團體進行廣泛交流，包括暫時不願意談統一甚至反對統一的團體進行溝通交流，如民進黨及其成員等。
賈主席今年７月在第五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上發表《大力加強兩岸文化教育交流 建設兩岸同胞共同精神家園》的演講時指出，中華文化認同是中華民族認同的精神基石。中華優秀文化曾經創造了五千年燦爛文明，成就了泱泱大國的歷史地位，今天仍然是兩岸中國人共同實現民族富強的寶貴資源和強大動力。中華文化，是維繫兩岸關係的重要精神紐帶。實現兩岸的融洽和整合，必須加強精神紐帶和精神力量。在中華民族邁向偉大復興的新時代，傳承中華文化，是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傳承和發展中華文化的民族性、包容性，在共同的中華文化和中華民族認同的基礎上求同存異、聚同化異，超越政治分歧，融洽彼此感情，就能夠大踏步地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在這一大背景下，港台兩地應當攜手加強文化交流合作，共同發揚中華文化優秀傳統，努力建設共同的精神家園。
無論是歷史淵源、文化背景、社會制度還是現實聯繫方面，香港與台灣的民間交流與文化合作，都較內地省市有更多的優勢和更大的空間。然而，港台之間的民間交流卻沒有全面展開，團體之間的交往極少，遠不如粵港之間的溝通交流。與經濟交流合作相比，港台的文化交流合作也明顯滯後。香港需重視發揮民間團體在港台關係發展中的作用，加強中華文化傳承與創新方面的交流，並為此提供更多的支持和方便。
4、逐步實現港台互免簽證，全面促進港台交流。
港台之間的關係雖然較為密切，但兩地的人員往來卻不頻繁。研究表明，經常往來於港台之間的人員，主要是打理商務的人士，大體上不到港台總人口的10%。如何廣泛推動經濟以外的文化、宗教乃至政治等交流活動，以增加台灣民眾對實行「一國兩制」香港的了解，促進兩岸關係改善，是亟待解決的問題。要全面促進港台交流，兩地之間應愈開放愈好，愈少關卡愈好。如果港台之間人員和資本可以自由流動，最有利於發揮香港在促進兩岸關係發展方面的作用。人員出入境的安排對於香港的中介地位有重要影響。港台之間人員出入境政策應朝着互免旅行簽證的方向發展。
港台之間的關係不屬於外交層面的接觸，既然澳門與台灣之間已經實行互免簽證，同樣是實行「一國兩制」的香港，為甚麼不能作出類似安排呢？澳台之間實行免簽證多年，並沒有出現什麼大的問題，港台之間實行互免簽證，也不應該有太大的憂慮。澳門給予台灣民眾免簽證，成了台灣人周末休假的好去處。港台之間實現免簽證，兩地之間人員交往的數量和層面將會大大擴展。香港特區政府應該尋求中央的支持，在採取必要配套措施的條件下，考慮逐步給予台灣居民免簽證待遇。
5、港台逐步互設半官方、官方性質的辦事機構，統籌經貿文化合作事務。
港台加強經貿文化的交流和往來，互設半官方、官方以及民間機構是十分重要的路徑和平台。今年6月5日，香港特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與台灣「大陸委員會」副主委傅棟成在台北舉行工作會議後宣佈，台灣將成立「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並下設「經濟合作委員會」，而香港則會在香港貿易發展局之下組成「香港－台灣商貿合作委員會」，兩個委員會作對口磋商交流。這個半官方的溝通平台，既可讓官員參與其中進行實務性合作磋商，較之於民間機構更具權威性和影響力，實際發揮官方機構的溝通及統籌作用，又有助迴避一些暫時難以解決的政治敏感問題，例如所謂「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等政治敏感話題，避免因為政治性爭拗而影響具體事務的合作。這有利於港台關係的平穩發展。構思中的「香港－台灣商貿合作委員會」，可考慮由卸任的香港特區政府高官領銜，由香港政商各界知名人士和社會專業人士組成，直接向香港特首匯報和負責。
隨着兩岸關係的緩和，兩岸官方建立直接溝通機制的可能性不能排除。香港有必要爭取中央的支持，參照香港在內地和海外設立經濟貿易辦事處的做法，於適當的時候，在台灣設立正式的香港官方機構，促進港台經貿文化的直接交流。
6、爭取中央依據「胡六點」，在處理港台關係方面給予香港更大授權。
香港回歸以後，處理港台關係的基本依據是「錢七條」。「錢七條」在放開和鼓勵港台之間民間交往的同時，把香港對台官方交往的權力上收中央。「錢七條」中的第六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與台灣地區之間以各種名義進行的官方接觸往來、商談、簽署協議和設立機構，須報請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或經中央人民政府具體授權，由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批准。」
「錢七條」根據當時兩岸關係的實際情況所制定，確保了香港的平穩過渡以及回歸後港台關係的基本穩定。不過，回顧回歸後十幾年的港台關係，給人的印象是過於拘謹，進展緩慢，不僅未能充分體現香港「一國兩制」為國家統一「率先垂範」的作用和意義，甚至明顯落後於兩岸關係的發展。因此，香港社會一直有聲音要求檢討「錢七條」，放寬發展港台關係限制。特別是兩岸關係發展進入新的歷史時期，大陸對台政策出現重大調整和突破，香港各界更是希望根據胡錦濤總書記2008年12月31日在紀念全國人大《告台灣同胞書》發表30周年上的講話，即「胡六點」的精神，制定港台關係新指引，充分利用香港的優勢，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無須諱言，在港台關係方面，過去針對「台獨」的憂慮及限制，遠遠超過了如何發揮香港「一國兩制」優勢的考慮。這是港台關係的進展未如理想的重要原因。現在回過頭來看，這種明顯偏重保守的限制性思維，有違發揮「一國兩制」促進國家統一作用的原意，限制了香港特殊作用的發揮，確有必要作出調整。
必須明確的是，檢討處理港台關係的一些政策，並非是拋開「錢七條」另起爐灶，而是以「錢七條」為基礎作出較大幅度的開放性調整。具體來說，可以有兩條途徑：一是根據港台關係發展的現實需要，在「錢七條」的基礎上出台新的處理港台經貿文化事務的新指引；二是爭取中央在處理港台關係方面給予香港更大授權。
「錢七條」對港台官方接觸有兩種管理方式：一是批准；二是授權。在兩岸的經濟、文化、社會乃至政治、軍事關係全面轉暖及緩和的背景下，港台之間民間和官方的往來也隨之增加。實際上，只有掌握公權力官員間的互訪溝通，才能實質性地推進港台兩地的交流。只有建立一種官方或半官方聯繫，才能確保港台關係正常健康的發展，為民間交往的擴展和深入搭建更大更高的平台。香港應該在加強與台灣官方的交往方面，更積極主動地向中央爭取更大的授權，不僅增加港台之間官員的往來，而且逐步擴大香港自主處理港台經貿、社會、文化具體事務的空間。香港應該在中央的指導下，盡可能以寬鬆的政策，容許更多暫時還不方便去大陸的台灣官員，特別是那些民進黨成員，到訪香港，與香港以至大陸的人士進行交流，以發揮香港的特殊作用，達至港台及大陸「三贏」的結果。這不是對「錢七條」的否定，而是「錢七條」具體規定的合理延伸。
在這裡，還想特別談一談，港台交流不要繞過民進黨的問題。台灣存在政黨輪替的可能性，國民黨和民進黨都有機會透過大選成為執政黨。這是香港在處理港台關係時，必須面對的政治現實。如果特區政府的對台工作只傾向於國民黨一邊，只買國民黨官員的賬，到民進黨上台執政時，港台關係便會出現大倒退，過往的交流聯繫工作則會白白浪費。因此，特區政府在開拓港台關係時，需實行較大陸省市更為寬鬆靈活的政策，與兩個主要政黨都要有接觸，讓民進黨的主席及主要領導人包括有代表性的「深綠人士」以及民進黨的縣市長、議員、公職人員等，都可以來港進行正常交流訪問，爭取建立良好的溝通關係。這有利於保持港台關係持久穩定發展。
結語：
香港在兩岸關係中一直扮演重要而特殊的角色，既是兩岸的政治緩衝區，更是增加兩岸相互了解、溝通與融合的重要橋樑。這樣的角色是大陸和台灣的任何城市都無法取代的。善用香港的獨特角色和功能，促進兩岸和平發展、共創雙贏，是時代賦予香港的責任和使命。我們要用自己的努力告訴世人：香港將肩負歷史責任，不辱歷史使命，為促進祖國和平統一作出新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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