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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敏迪
東漢徐孺只給談得來的陳蕃下坐榻，南朝的士大夫也特別重視他們坐的榻床，非其同類，要想與他們平起平坐是不容易的。《梁書．羊侃傳》記載：有個叫張僧胤的宦官去找羊侃，羊侃不理他，說：「我床非閹人所坐！」《世說新語》也有記載：「紀僧真得幸於齊世祖，嘗請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遭逢聖時，階榮至此，無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齊世祖告訴他：這件事得去找有聲望的士大夫江學、謝瀹。於是紀僧真領旨去了江學處，他剛「登榻坐定」，江學就馬上「顧命左右曰：『移吾床遠客！』」弄得紀僧真「喪氣而退，以告世祖」。而齊世祖的回答卻是：「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表示他也無可奈何。《宋書．張敷傳》說：因為中書舍人秋當、周糾和張敷都是「同省名家」，就想去張敷處坐坐，張糾有顧慮，說：「彼若不相容，便不如不往。」秋當卻很自信，說：「吾等並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張敷家本來預備有兩張坐榻，見兩人來，一陣寒暄後，竟然還是讓他們受到了「既而呼左右：『移我（床）遠客』」的待遇，弄得「糾等失色而去」。
康熙時的翰林院編修楊繩武評論六朝風氣說：「論者以為浮薄，敗名檢，傷風化，固亦有之。然予核其實，復有不可及者數事：一曰尊嚴家諱也，二曰矜尚門第也，三曰慎重婚姻也，四曰區別流品也，五曰主持清議也。蓋當時士大夫雖祖尚玄虛，師心放達，而以名節相高，風義自矢者，咸得徑行其志。」通過一句「移吾床遠客！」士大夫保持了自己的一份矜持，他們在動亂時代仍然「簡而不失，淡而不流」，堅持標榜着一種浮薄以外的價值取向。而他們能夠「咸得徑行其志」，也是因為除了爭權奪利、唯利是圖以外，總還有一重不一樣的世道人心。正如顧炎武所說，天下和國家是兩個不同範疇的存在一樣。顧炎武對天下和國家的解釋是：「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所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句話，應該不是顧炎武的原話，如果這樣說的話，它的意義也是不完整的。雖然梁啟超在《飲冰室合集》中說了：「顧亭林曰：天下興亡，匹夫之賤，與有責焉已耳。」但顧炎武在《日知錄．正始》中的原話卻是：「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六朝孱弱的宋、齊、梁、陳之所以能夠短暫地存在，與當時士大夫們維持的那個「天下」，不是沒有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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