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歷史是這樣的：在當下經過的時候，情感反應直截了當；說是誠實，其實是不肯寬容和讓步。好像跟一個人或一些人在一起，那段旅程如果是難受的，就明明白白地表示自己受不了，跟人家過不去也不會去想後果。事後，塵埃落定，又奇異地會把事情美化起來，覺得那些人物在自己的生命裡出現實在是好，他們所做的都是善事，甚至將之視為奇蹟，在回憶裡歌頌。

　這也是李安對胡士托的態度。一九六零年代的胡士托自身也是一種態度。這個為期三天的音樂會在美國紐約州接近胡士托鎮邊發生了，其反應出人意表。它之所以成為美國現代史上的盛事，是因為因緣際會，並實現了一份特殊時空意義下的「自由」。李安向來都愛着眼於少數族群，在電影裡他借用小鎮上一名猶太青年的眼光，那個邊緣的位置便像一面鏡子的折射。猶太青年不是胡士托的中堅分子，但協助了這件惹來百萬群眾參與的文化事件的誕生。他自身成長於保守、固執、壓抑以及強烈不安全感的猶太移民家庭，一切往錢看，從來不知道什麼叫解放。他就讓追隨胡士托的群眾擦身而過，只在他們身上計算利益。

　直至音樂會真的進行了，猶太青年也就在那潮澎湃的風尚和軟性藥物的輔助下「衝上雲霄」，在肉身和心靈裡體現了胡士托的「奇蹟」。李安選擇了一種身份來迴想胡士托，既有距離下的幽默和「幻像」，亦表白了箇中的放縱與迷茫。但無論如何，迴想成了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