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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
李恩柱
「宿儒」一詞,取自章太炎逝世後的「國葬令」。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因病去世,享年69歲。國人聞之,「全國朝野表示驚悼」,國民政府撥專款三千元為章氏治喪費。章太炎的生前友好要求政府予以國葬,以表彰他生前功績。同年7月10日,南京《中央日報》正式公佈了「國葬令」,其中云:「宿儒章炳麟,性行耿介,學問淹通。早歲以文字提倡民族革命,身遭幽繫,義無屈撓。嗣後抗拒帝制,奔走擁法,備嘗艱險,彌著堅貞。居�甯蒪賳g術,抉奧鉤玄,究其詣極,有逾往哲,所至以講學為重。茲聞溘逝,軫惜實深,應即依照國葬法,特予國葬。」(章念馳《章太炎營葬始末》)國葬地點按章太炎生前願望選在抗清民族英雄張蒼水墓側,但因抗戰爆發,國葬變得遙遙無期了,只好先葬於蘇州章家後花園。一九五五年,在有關政府部門努力下,移至杭州風景區內張蒼水墓側,墓碑上「章太炎之墓」幾個字還是章生前寫的。
章太炎是學者,研究範圍頗廣,涉及小學、歷史、哲學、政治等。一生著作頗多,約有400餘萬字。據說章太炎本來可以當上清華國學院的導師,可最終他謝絕了聘請,理由是與梁啟超個性不合。還是在《時務報》時期,章太炎曾參與康、梁辦報。但後來因為學術思想不同,再加以文人個性,鬧得很不愉快。先是寫文章互罵,章罵康派為教匪,而對方回罵他為陋儒小狗,終於打起來了。一夥人怒氣衝衝來到時務報,咆哮怒號,一番拳腳,砸向章太炎,章毫不示弱,予以反擊。據金宏達的《太炎先生》一書說,梁啟超還挨了章太炎的一耳光。
袁世凱當權以後,章太炎將袁某人比作朱全忠、石敬瑭一類的人物,見袁世凱不予理睬,章太炎便穿一件油乎乎的羊皮襖,腳穿爛鞋子,手持摺扇尋上門去。可能是摺扇扇柄上綴�荌K世凱頒發的二等勳章,反正闖進總統府沒遇到麻煩。進了總統府以後,他就大嚷�茩n見袁世凱,然而一直到天黑,袁世凱也沒露面。章大怒,掀翻桌椅,提起凳子便往牆上的袁世凱畫像猛砸。並高聲大罵:「袁賊出來!」袁世凱只得派人連說帶哄地把他騙走。
這件事後人常常覺得有趣,對章的禰衡之氣大加讚賞,也對袁世凱的容忍懷有好感。其實,這是典型的只曉其一,不明其二。假如章太炎在學界和思想界的影響沒有這樣大,袁世凱的行為不一定如此。章的名氣有多大呢?于右任發表文章說:「章太炎,中國近代之大文豪,而亦革命家之鉅子也。」辛亥革命勝利後,總理孫中山特地遣使迎章至南京總統府議事。袁世凱登上大總統寶座後,一直想籠絡章太炎為其所用。先是聘章為總統府高等顧問,又任命章為東三省籌邊使。宋教仁一案後,章認清了袁世凱的本質,起而反袁。章氏反袁的結果是,自1913年8月起遭到袁世凱的軟禁,失去了行動的自由,袁世凱死後才獲釋回家。章的被捕直接導致了他大女兒的自殺。「……其時去京省視老父,乃其洞燭袁世凱之陰謀,始知去京省父,已無意中落入袁之圈套。非但將致老父於死地,即自省亦陷入絕境。遂於八月間,自縊而死。」(湯國梨《太炎先生軼事簡述》)此情此景,哪裡是讓後人津津樂道的趣事呢?不過是性情中人的大儒,遇到專制權力後無可如何的反抗。
章太炎門徒頗多,弟子中有此風骨者也為數不少。黃侃的倨傲倔強,錢玄同的高談雄辯,曹聚仁的特立獨行,都含有乃師的影子。魯迅峻急的一面,也有其師的韻致。章太炎曾說:「大凡非常的議論,不是神經病的人斷不能想,就能想亦不敢說。遇�蚆}難困苦的時候,不是神經病的人斷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來有大學問成大事業的人,必得有神經病,才能做到!……為這緣故,兄弟承認自己有神經病,也願諸位同志人人個個都有一兩分的神經病……兄弟看來,不怕有神經病,只怕富貴利祿當面現形的時候,那神經病立刻好了,這才是要不得呢!」1934年,曹聚仁在《章太炎先生》一文中說到了自己的老師,很有意味:「太炎先生有一個外號,叫做章瘋子。清光緒末年,梁啟超,麥孟華,奉康為教主,在上海宣傳《公羊》義法,說是『不出十年,必有符命!』太炎先生嗤之以鼻,曰:『康有為什麼東西!配做少正卯、呂惠卿嗎!狂言囈語,不過李卓吾那一類貨色!』康氏徒黨,恨之刺骨!兩湖總督張之洞慕先生之名,由錢恂介入幕府。時梁鼎芬為西湖書院山長,一日,詢章先生:『聽說康祖詒(有為)欲作皇帝,真的嗎?』太炎先生說:『我只聽說他想做教主,沒聽說想做皇帝。其實人有帝王思想,也是常事;只是想做教主,未免想入非非!』梁鼎芬為之大駭!民國二年,袁世凱誅戮黨人,縶先生於北京龍泉寺,後移縶於錢糧胡同;先生每與人書,必署『待死人章某』。前年,黎元洪死,先生挽之以聯,下署『中華民國遺民章炳麟挽』;聯云:『繼大明太祖而興,玉步未更,倭寇豈能幹正統。與五色國旗同盡,鼎湖一去,譙周從此是元勳!』孫總理奉安之日,先生寄挽之聯,更是駭人:『舉國盡蘇俄,赤化不如陳獨秀;滿朝皆義子,碧雲應繼魏忠賢。』章瘋子這外號,就這樣更流傳更證實了。」
魯迅先在《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中,從另外方面評述了他的老師:「我以為先生的業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在學術史上還要大。回憶三十餘年之前,木板的《訄書》已經出版了,我讀不斷,當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時的青年,這樣的多得很。我知道中國有太炎先生,並非因為他的經學和小學,是為了他駁斥康有為和作鄒容的《革命軍》序,竟被監禁於上海的西牢。那時留學日本的浙籍學生,正辦雜誌《浙江潮》,其中即載有先生獄中所作詩,卻並不難懂。……1906年六月出獄,即日東渡,到了東京,不久就主持《民報》。……前去聽講也在這時候,但又並非因為他是學者,卻為了他是有學問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現在,先生的音容笑貌,還在目前,而所講的《說文解字》,卻一句也不記得了。」
在非常的國勢下,學者沉浸於書齋自我砥礪,不做專制權力的奴才是一條路;像章太炎那樣,一面求學問一面搞革命也是一條路,只是後者更多一份艱難。章太炎卻把兩者兼顧,奇特之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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