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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先生為辛笛女兒王聖珊親筆寫的推薦信手跡。
王聖珊
巴金先生是我父親辛笛（編按：著名詩人、作家）的良師益友。從小到大，我見過他許多次，我們都叫他「李伯伯」（編按：巴金原名李堯棠）。小的時候一般都是爸爸媽媽他們大人在一起聊天，我們小孩子上前叫過人、打過招呼就一起結伴去玩了。隨着年齡漸長，跟着大人來來去去的機會也就少了些，回憶起來最讓我難以忘懷的有幾件事。
1959年底或是1960年初，川劇團到上海，李伯伯很高興，和爸爸說要請我們幾個小孩子去看川劇。李伯伯告訴了我們鍾馗嫁妹、白毛女等故事情節，還再三提醒我們注意川劇的變臉、吐火等等傳統絕招。我記得自己就坐在靳以伯伯的女兒南南姐的旁邊。那天的表演都是用四川話，因為李伯伯事先給講解過，那時才十三、四歲的我看戲都聽得懂，表演很精彩，我覺得很有趣。
文革初期，李伯伯首當其衝被迫害批判，爸爸對李伯伯受批判十分想不通，可是沒過多久我爸爸媽媽也都被審查，20歲不到的我也受到了牽連。我學校的造反派把我押上台開批判會時，硬說李伯伯的女兒小林和我一起幫大人們通風報信、搞「黑串聯」。其實早在1963年我倆考上大學後，各自住校，就沒有見過面。「文革」開始以後，大家更不可能見面。可是那時一切顛倒，有口難辯。我心裡很難過，想想怎麼連自己的同學也一下子變得那麼不近情理。我也不敢告訴爸爸他們，只是想到小林的日子一定比我更夠嗆。
後來「文革」越來越「轟轟烈烈」，大家更是都斷了音訊，誰都不敢來往。可是爸爸對李伯伯一直放心不下，只要感覺外在環境鬆動一點，他就會去李伯伯家附近轉來轉去，希望能夠見到他。在家裡也常聽到他說：「不知道老巴怎麼樣了……怎麼一點消息都沒有啊！」那時我爸爸媽媽隨單位到上海郊區的幹校。他們的幹校各在一個縣，相隔很遠，每個月只有一次「假期」，兩人的假期又常常碰不到一起。有一次碰巧正好二老前後回家，媽媽進門就說：「我看到老巴了。」原來那時又重新調整，因為李伯伯和媽媽的單位都算是上海市級的，就調整到同一個郊區幹校。爸爸聽說李伯伯那時都還要在田頭的批判會挨鬥，心中更是放不下。終於有一天他說要我陪着一起去李伯伯家看看。我一向以為爸爸膽小怕事，沒有想到他那麼勇敢，對老朋友那麼真誠。我們說好了讓我去敲門，如果有問題就假裝敲錯門了，免得給李伯伯他們添麻煩。爸爸嫌我敲太輕了裡面聽不見，又怕太響了，惹來別人注意會有麻煩。我記得敲了好久，結果是李伯伯的妹妹九姑出來開的門，看她滿臉驚訝的樣子，一定沒有想到會是我們：「是辛笛先生啊，你還敢來啊！」爸爸讓我叫了「九姑」，就說：「我實在惦記巴老啊。他還好嗎？」 九姑答說：「四哥還可以，你們快走，快走。」爸爸還說：「請代問候，我們大家都想念他。」九姑一邊應着：「好，好，大家保重，保重。」一邊就把沉重的門關上了。就這樣的三言兩語，讓我親眼目睹了李伯伯他們自己在那麼惡劣的環境中，還關心我們，生怕連累我們呢。老人們在危難中的三言兩語，讓我感受到他們之間經歷了好幾十年考驗和磨練的真正友誼，感受到了他們那純真友誼的無私與偉大。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爸爸告訴李伯伯我要出國深造，李伯伯親自為我寫了推薦信：
茲有好友王辛笛兄女公子王聖珊一九六七年畢業於上海外國語學院英文系，從事英語教學工作已有十餘年，對於中外文學均有一定的研究，所譯美國小說家海明威、辛格、赫爾曼．沃克等人的作品即將陸續出版。 聖珊女士現在決定去美國繼續讀書深造，本人相信她在適當環境的培育下，必能在學業上獲得較大成就，用特寫此數語，作為推薦。
巴金 八○年十二月五日
李伯伯親筆寫的推薦信，我後來和校方打交道去要了回來，一直保留至今。快三十年了，我還能夠感受到字裡行間流露出來對我懇摯的期望與真誠的鼓勵。我還清楚地記得當時的情景。我隨爸爸去李伯伯家道別時，正好卞之琳伯伯也在，我就拿出照相機請他們一起在李伯伯家的草坪上三人合影。他們那麼大牌的文人，卻一點沒有架子。很和氣，很好說話，由我建議三人站成一排、李伯伯在當中、卞伯伯和爸爸在兩邊、「看鏡頭、笑……1，2，3，好。」這照片一直放在我出國時的第一本照相簿中。 （上．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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