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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校內的未名湖和博雅塔。
——讀《從廢園到燕園》
顧 農
如今的北京大學校園曾被胡適稱為「世界最美麗的校園」,而該園先前乃是美國教會辦的燕京大學的地盤。解放後燕大併入北大,北大遂由城裡的沙灘(編輯註:北京市區一地名)一帶遷入燕園;經過多年的發展,當然已經擴大了很多很多,但從西校門到未名湖以至朗潤園一帶,以及主要的幾座老教學樓、女生宿舍(現在全是院系的辦公室),亦即校園裡最美麗最有特色的那些地方,還是老燕園的遺產。上世紀五十年代新蓋的宿舍樓,例如我住過多年的三十二齋,卻是沒有什麼靈氣和個性的火柴盒式的東西。九十年代以後新建的房子當然要好得多,漂亮得多,回母校時一一看到過,深感鼓舞,但沒有進去過,不免缺少親切之感。
在燕園我呆過七年。前五年(1961∼1966)是本科生,後兩年(1966∼1968)不知算什麼東西,當時只說是「留校鬧革命」,發給大學畢業生的工資——這錢只發給我們五年級,一二三四皆不與焉。負責給我們分錢的老師是後來大名鼎鼎的裘錫圭先生,他那認真的表情和謹嚴的做派,至今還印象很深。像我們這種被賴在校園裡「鬧革命」走不了的資深學生,在中國教育史上大約要算是空前絕後的一種怪物吧。
那時我們同學都想盡快離開這個可怕的「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我自己是在還沒有辦理離校手續之前就匆匆離開了,一切善後皆托家在北京的同學代辦;走後沒有幾天,校園裡狼煙四起,武鬥大為升級了,未能躬逢其盛,暗暗慶幸。而前五年的學生生活,則有很多美好的回憶,上個世紀末我在一篇小文章中寫道—
前些時無意中翻到一本《侯仁之文集》(北大院士文庫之一),其中有侯先生研究勺園歷史沿革的文章,不禁勾起一段美好的回憶。大約是1962年吧,我在北大中文系讀書,業餘擔任校刊副刊的編輯,有一次幾個人商量如何向老師約稿,我說前幾天聽過侯先生一次講座,講北大校園內幾個園子的來歷,很有意思,可否請他寫出來給我們發表?大家都贊成,於是我便跑到燕南園去登門約稿。侯先生當時是地質地理系系主任,工作極忙,我冒冒失失闖進去,他卻很親切很客氣地接待了我這個名不見經傳的無名小編輯,並且很快按我們的要求(分若干篇,每篇寫一個園子,不超過一千字)寫出了文稿,交我們發表。《文集》裡這篇文章當然要博大精深多了,主要內容則是一致的。(《聽簫樓五記》,東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31頁)
那一段時間我對燕園的歷史很有興趣,甚至還到圖書館查過一點有關勺園的材料。學生時代要學的東西太多,年輕人興趣轉移起來也很神速,很快就不知道又去「研究」什麼新的「學問」去了。爾來四十餘年,燕園的歷史及其變遷於我已經非常遙遠,只偶爾還躺在未名湖邊的草地上看書——那當然是在夢中。
最近在書店看到一本唐克揚先生著的《從廢園到燕園》,是專門寫燕園來歷的,趕緊買一本來看。本書封底的介紹文字道:
本書作者深入調研耶魯大學、哈佛大學收藏的大量有關燕京大學的檔案資料後,以詳盡的第一手史料和百餘張珍貴的歷史圖片,嘗試重構出這段從「廢園」到「燕園」的歷程。作者不僅著意勾勒繁冗物質建設的脈絡,也常關注建築研究易於忽略的「人」的歷史,從中可以瞥見上世紀20至40年代對中國公眾尚很新鮮的「校園」生活的場景。
看完全書後深感這並非現在常見的聲譽不算太好的廣告,而是很得要領的指點。本書介紹那些「繁冗物質建設的脈絡」不僅頗細緻,而且很可讀,甚至不乏發人深思的段落。即如現在名滿天下的未名湖,據本書的敘述可知,並非出於當初的精心策劃,而是在多種因素和機緣合力下達成的最後結果。「燕園規劃遠遠談不上是建築師一個人說了算的產物,也談不上有絕對的規律可尋。最初的想像和我們今天看到的一切可能差之千里,而導致最終的變化的,又往往是一些建築師本人不能控制的因素。」(第83頁)其實豈止建設一座校園是如此,許多事情只能摸著石頭過河,努力做下去,結果很可能出人意料的美好。
本書作者對於設計燕園的主要建築師亨利.K.墨菲(Hnery Killam Murpfy)介紹甚多,如果能有幾段更為集中的論述也許更好些,因為這個人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實在是一位重要的人物,好幾所教會大學的校園都與他有關,而他對於建築以至文化上的中國元素始終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專門為此公寫一本傳記都不為過,唐克揚先生有意乎。(《從廢園到燕園》,唐克揚著,三聯書店2009年8月版,定價:3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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