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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清華成立國學研究院，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等國學四大導師，確立了清華文科的學術風格和地位。清華園內立起一座紀念碑，懷念一代學人王國維。新華社
顧 農
上世紀二十年代只辦了短短幾年的清華國學研究院（1925，9——1929，6），成績斐然，影響很大，修業期甚短而人才特盛，大約只有黃埔軍校可作類比。該院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四大導師水平特高，名聲極響，近年來出版了不少介紹和研究他們以及研究院主任吳宓諸先生的著作；但是一個教學單位的主體是學生，老師再強，如果教不出優秀的學生來，那就沒有太多意義了，而介紹研究清華國學研究院學生的書卻很少，甚至有些基本情況都不是那麼清晰明朗，這未免是一大憾事。最近高興地讀到具有填補空白意義的《清華同學與學術薪傳》一書（夏曉虹、吳令華編，三聯書店2009年7月版），頗獲新知，深受啟迪，十分興奮。
這是一部內容非常充實的資料集，全書計分三輯，其一是關於國學研究院四屆畢業生之半數（三十五人）的傳記和有關回憶文章，大抵出於諸君本人、他們的同學以及後來的學生之手，學術內涵很豐富；其二是當年的清華同學回憶研究院生活與四大導師的文章；第三輯則是吳其昌先生於丁卯（1927年）初夏編成的《清華學校研究院同學錄》之影印本和1937年本《清華同學錄》中有關國學研究院諸君子的記錄。
我最感興趣的是《清華學校研究院同學錄》，此錄傳世者甚少，近乎海內孤本，其中包括1925、1926這兩個年級，極其珍貴，這是因為編者本人就是國學研究院首期即1925級的高材生，而編輯成書的時間又非常之早，當時還有不少同學少年仍然在校，已經畢業離校的與母校、與同學聯繫也都很密切。這裡充滿了所謂現場感，那些事後特別是多年後寫成的回憶文章無此鮮活，無此真切。
這裡每人有一幀照片，一個個充滿青春的活力；旁邊的一段文字有些出於本人之手，也有別的同學為他寫的小傳、印象記和評語，其中主編吳其昌先生執筆者尤多。諸篇長短不齊，言之有物，辭章講究，都非常好看。
這裡的諸篇傳論，文言的居多，也有少數用白話文寫的，比較起來還是文言文的寫得好。作者都是當時國學院的英才啊。試舉幾段來共賞。出於本人者如謝國楨先生的自傳（文中的標點是我擬加的，下同）——
謝國楨字剛主，河南安陽人。少鈍，十歲讀書尚不能辨句讀。十六，從彭城梁雲孫先生游，授以古文詞、公羊家說，恆私心德之。及入京肆各校，此業旋廢。乙丑以還，家居多暇，乃得重理舊業。及考入清華研究院，專治清代學術史。君治學喜博，好沉思，見人之長，輒喜趨之，故卒一無所得。惟性之所尤嗜者，則學術源流文獻掌故之學，於名人逸跡，恆津津樂道之不置；其次則嗜文藝詩歌之屬。近則感學識之不足，擬力祛餖飣之學，專致力於古籍及哲知之書。生平遇人渾渾不見圭角，人恆目之如愚，然亦每踽踽獨飲狂呼，若不能自已者，故年未三十，而髮童然已禿。倔強之性為世所淬礪，向之所謂剛而方者，今復易為圓而柔矣。然自數載以來，迫於人事，幾不能讀，由學而仕，由仕而學，變遷者屢矣；而君讀書不輟。人有問其人生之旨者，則曰：其於己也，不懼跌躓；其於人也，寧人負我，我不負人。倘亦所謂癡人也歟。因而為之自傳。
謝先生晚年（1981年）寫過一份《自述》（本書第177∼183頁），大可與早年的這份自傳對照著看。
周傳儒先生的小傳則出於吳其昌先生的手筆——
周君名傳儒，字書舲，四川江安人。吳其昌曰：觀於周君然後知吾輩自命為讀書人者，皆天下無用之廢物也。君卒業成都省立第一中學，又卒業國立北京師範大學，又卒業師大研究科，又卒業清華大學研究院；中間任安慶高級中學教員、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北京師大附中教員、師大預科講師，足跡及十五行省。當「五四」、「六三」諸案起時，君被推為師大學生會主席，繼又被推為北京學生聯合會主席，繼又被推為全國學生聯合會主席。其所至無大小，人必推以為長，亦惟君為克能長之。今之人在平時俯仰吟嘯，若天地間惟我輩已者，一處繁劇則惶惶不知手足之所措，此天下所通病，而君不然。人但見其叢務蝟集，案件填積，奔走喘息不須臾暇，若無力兼顧及學；而不知君以靜際變，以理衡物，從容談笑，而事無不得其序，稍暇即縱恣墳典。家本清貧，賣稿以自活，而除所賣稿外，其叢稿亦已盈數篋，皆精力所萃而反不示人者，則治學亦莫若君勤。世但知喜事，目為肆應之才已爾。世不知君不足怪，余與君交二年，視君若絕不能文者，一日君出詩一帙示余曰：「子試評之。」其詩樂府學李長吉，五言學孟浩然，皆逼似，成一家。余驚服，君笑曰：「此余十八歲時在成都所作也，棄已久矣。」核其甲子，固然。余木然不敢發一語。吳其昌曰：周書舲，振古豪傑之士也。良賈深藏若虛，吾不知其所止也。
周先生晚年（1980年）寫過一份自傳（本書第88∼101頁），但見其溫良恭讓，與吳先生早年的印象記完全大異其趣，對照起來讀，足以讓人想到很遠。一笑能狂是少年！
亦有個別小傳情況比較特殊，例如關於姚名達（顯微）先生的一份，署名黃心勉（姚夫人），文後且有一段評論，說是—
與吾夫結婚七年矣。居間相察，無以異人，所最為余所傾愛者，惟誠耳。為學待人，無或不誠，然有時乃受誠之罪：誠於待人，人或欺之；誠於為學，學豈必有所成，成豈必有所用。且吾夫拙於才辯，余甚慮其不足以應變理亂。抑天下事業孰非仁人君子心力之所為，吾夫誠心所屆，努力從之，倘終無所成耶？黃心勉謹述。
據說黃心勉女士是一家庭婦女，識字不多（詳見王咨臣《愛國學者姚名達生平及其史學思想》，本書第166頁），似此則此傳此論大約皆出於姚先生本人的手筆。由此頗可考見姚、黃伉儷情深，以及他們故弄狡獪的風趣。黃夫人英年早逝，姚先生再娶巴怡南女士，姚先生在抗日戰爭中為國捐軀後，巴夫人作《姚顯微烈士事略》（本書第153∼159頁），內容非常感人，正可以同「黃心勉謹述」那一段評論前後輝映。
這樣肆無忌憚地充當文抄公，無非是因為這些短文實在有趣有味，不抄可惜，蓋從中不僅可以想見其人，也可以見到其人在別人心目中的形象，甚至還可以觸摸到當年的時代風雲和學人襟抱。此中值得關注的信息甚多，視某些蟒袍玉帶式的煌煌大文實在無可多讓。這些珍貴的資料尚待進一步開發利用。
《清華同學與學術薪傳》中只有《清華學校研究院同學錄》的影印本而無釋文，似乎是一遺憾。影印件原文中多通假字、異體字，又有字跡模糊不易識別者，此外可能也還有個別當時的排印之誤，讀起來比較吃力；上引三段，文字和標點就不敢說完全有把握。如果編者能提供一份精確的釋文附印於後，讀起來就會方便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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