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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為講學舊地萬木草堂。
李國濤
近來讀到幾篇有關康有為的文章，我有一個感覺，覺出幾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說他品質不好。讀後我也覺出，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不大正派，近乎騙子者流。也許在大的革命潮流下，總會有一些這樣的人，學問有一些，勇氣有一些，才氣有一些，能力也有一些，但貪私利，而且私慾強得很，不得饜足，就進一步說假話，編造偽史。總有一天，真相會慢慢顯露出來，使後來人厭惡。現在的康有為就是這樣，在許多歷史學家的詳考下，露出了麒麟身下的馬腳。他的《康南海自訂年譜》之類所說，真真假假都有。所以研究戊戌變法的專家茅海建就說：「康有為的言論多有誇張自揚之處，須得處處小心」。一個人的《自訂年譜》使後世學者這樣看待，真是難堪。茅之所言，就指康說光緒皇帝曾指示總理衙門：「康有為有折，可令其直遞來。」茅說，這在當時的體制裡，是「絕無可能之事」。這位康聖人，一生弄這種事，可謂多矣。姜鳴《天公不語對棋局》書裡，有一文專門揭示出，康有為的所謂「公車上書」也是莫須有的事情。「公車上書」原指甲午海戰（1894）失敗後，清廷割地賠款，次年進京趕考的舉人們，向皇帝上書反對。一時之間，上書的舉人很多，一群一群又一群。康說他組織一批舉人上書，由他執筆，寫好上奏皇帝。但是，在哪裡聚會，交哪裡上奏，都說不清。這事件也沒有任何證據材料，只由康有為一人說了又說。姜鳴說，「事實是，康有為的『萬言書』根本沒有去遞」，「頂多只能稱作『公車集會』或『公車擬上書』而已」。姜鳴的結論是：這是「康有為對歷史的一次成功的大欺騙。」這或者就是欺騙的開端，它也是康有為事業的開端。
還有一個大謊言，就是所謂的「衣帶詔」，意思是說，在光緒皇帝以為自身危機時，曾有絕密的詔書，交康有為帶出，與變法的重要人物楊銳、譚嗣同等人商量對策。姜鳴考證，絕無此事。所謂「衣帶詔」是有的，但是是在會見楊銳時寫給楊銳的，上面有「爾其與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及諸同志妥速籌商」等語，那個「爾」就是指楊銳。後來康有為自己說，是他受此「衣帶詔」。他以為詔書上提到的人都已死去，死無對證。但是想不到的是，楊銳被殺後，他的兒子楊慶昶趁扶柩回四川時，縫到四川舉人黃尚毅的衣領中，帶回老家，後來又拿出來。皇帝的手書，是鐵證，偽造不了。於是，「衣帶詔」之事乃大白於天下。但是康有為卻逃到海外，以「衣帶詔」等事欺世而盜名，以盜名而斂財，斂了很多財。
我看到談康有為事最細緻而有味的，要數台灣學者高陽在《兩朝帝師翁同龢》一書裡所說。當時康有為地位很低，對宮中之事尚不熟悉，朝廷規矩也未弄懂，所以在《自編年譜》裡就常「信口開河」，大撒其謊，令人失笑。如康說：「上（即皇上）有點心賞近支王公大臣，太后亦剖看，視有密詔否。」高陽說：康有為都不知道翁同龢是每天可以見到皇帝的，如有密詔，對面可語，幹麼要夾到點心裡？如要夾入點心，那要到廚房下手腳，不是更麻煩得多？此實可笑也。
但是，康有為是發動改革的人物，當自有他的貢獻。這話也不錯。但是，這貢獻也一直被誇大。《新華文摘》（2009·18）轉載江中孝《關於康有為和戊戌維新的指導思想問題》，該文就認為當時在革新派裡或者在守舊派裡，康有為的影響都極有限。「他的學術地位、聲望、修養都不能勝任學界領袖的地位。」「至今我們還沒有發現有人讚賞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所持的學術觀點。」而反對他，輕視他的人，當時以至現在，都是很多的。但是，據我的狹陋而言，看到後人在談論到中國書法史時，對康有為所著《廣藝舟雙楫》一書，多是給予肯定的，許多人是讚揚有加的。這一點也不能否定。
這位因偽造歷史而贏得高度聲望的改革者，似乎該重新給他定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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