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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 俠 訪問場地提供：The Grand Cinema
四川汶川地震，至今仍是一道不能觸碰的傷口。
紛紛擾擾的事情太多。豆腐渣工程的查處、傷亡者、重建、賠償……各種話題無一不牽動着中國人的神經。杜海濱選擇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在地震發生後，他與製作團隊提起攝錄機，拍攝人們的生活。災難發生，但生活仍在繼續。
餘震下絕望的數秒
紀錄片《1428》在威尼斯影展獲得最佳紀錄片獎，是與會的華語影片中成績最好的一部。片名「1428」，指的是地震發生的時間：14時28分。影片剛於香港亞洲電影節放映數場，接下來則將在11月14日開幕的香港亞洲獨立電影節登場。
杜海濱與製作團隊進入四川災區，與其他進入災區的人們一樣，同時面臨着生命的危險。「碰到過十多次餘震，晚上睡覺時地都在晃。有次坐在車裡經過一條山路，那本來是雙線行車的路，被地震震塌了一邊，兩邊來往的車子只能共用一條線，輪流過去。那天我們在等着開車過去的時候，餘震就來了，而且那個餘震非常大，山上的石頭往下掉，你在車子裡面完全沒有逃生的地方，躲都沒地方躲。雖然只有幾秒鐘的時間，但在那幾秒鐘裡，你真的感到很絕望。」
但他還是進入災區，拍攝災民的生活。
「當初沒有想到要拍片。我其實很喜歡四川，一是愛川菜，一是有一班好的四川哥們。聽說四川地震，覺得很緊張。一到那個地方就有一種特別難受的感覺，看到一個以前生活的痕跡被地震摧毀了，同時又看到在過去幾天裡，很多關於救援的故事，現場緊張的場面，和很多新聞媒體在記錄，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那個地方發生了甚麼。」
「但做着做着就有一些變樣了。有些東西其實跟電視裡看到的有好大的不同，這個不同是來自於攝像機／媒體替觀眾做的一個選擇，我覺得我應該看到更多的東西，而這些東西是被忽略的，被媒體忽略的，我覺得我有這個責任。另外其實這也跟媒體有關係，媒體一方面有自我的選擇，另一方面是他們在面對這樣一個災難的時候，沒有足夠的職業素養，比方說他會挖掘剛經歷了災難的人的傷痛，挖他的瘡疤，很快地把那個傷痛當作一個可以去消費的東西。所以……林林總總有很多東西是我必須去拍，如果不拍的話，只留下那些東西（媒體的記錄）我覺得是不夠的，這也是我覺得自己的責任所在吧。」
杜海濱拍四川地震，並沒有呼天搶地的煽情。在地震現場，他拍偏遠的人們，在山區裡養豬的一家人，怎樣在地震後仍然努力地生活着，說着地震發生時自己的經歷，談到某個親人離家之後一直找不到，或許已經沒有了的悲痛。但抹掉眼淚之後，還得為生活張羅，在家當盡毀之後，他們怎樣去賣豬換錢，繼續經營着自己的小土地，種的菜養的豬，單薄的屋子。他也拍攝一些要離開災區的人們怎樣背着僅有的家當，徒步尋找可以通往安全的道路。
小狗，你要堅強活下去
地震發生後，杜海濱前後在四川拍了兩個月，有地震發生後人們的故事，有尋找失蹤的親人的情況，也有事後如何重建家園的點滴。鏡頭裡，有重災區成為景點，從各地來此憑弔的遊客，聽着當地人的解說，遙望那個不能進入的地區。
「其實在所有拍攝對象中，我聽說有很多敏感的地區是不允許拍攝的，但是我們只碰到一個地方，就是北川，但後來我們還是想辦法進去拍了，但是拍了卻沒有用，因為裡面是一個空城，沒有意義。」
「為甚麼空城沒有意義？其實我更多的是想講人的日常生活，這種日常生活因為地震被放大了的是些甚麼東西。我們進去北川之後，看到的是甚麼呢？是動物，被遺留下來的動物。建築物倒塌的景像，更多的是讓我們想到地震前的生活與地震的關係，但我想講的是人的生活不停地進行下去，去展示其實地震過後這些人的生活還在繼續，生活當中的問題也還在繼續。」
杜海濱沒有將在北川拍攝的鏡頭放進電影裡面，但關於動物，片中有一段動人的描寫。被遺棄在廢墟的一頭小狗不停吠着，吸引來往路人的注意，一名中年婦人在道旁大聲喊着：小狗你要堅強活下去。婦人一邊大聲說着，一邊忍不住撲倒在地上哭了起來。
「在拍攝過程中其實我的情緒有很多變化，尤其我是一個很感性的人。我知道自己的知識不能對災難形成一個判斷，因此我需要放下自己膚淺的認識來評判眼前的東西，有時乾脆不帶任何的主觀，盡可能詳實地把現實記錄下來，把各種看起來紛亂複雜、各種矛盾相處的情況，包括各種鮮明態度截然相對的事件都記錄下來，不做評判，最後才去篩選，看看我自己最後能夠認清現實，還是現實本身就是一個讓你不能認清的狀況。」
把感情壓抑到最低
杜海濱是個感性的人，但在災區所碰到的每一件事，都可能掀動他的情緒。他拍在學校裡尋找兒子的家庭，那一家三口——爸爸、媽媽與哥哥——在中學宿舍尋找小兒子生活過的痕跡，沒有呼天搶地與諸多對白，三人在碌架床的上下翻找着一絲的線索，來來去去說着的話，只是這是或不是他的。
然後，爸爸翻出一件衣服。這是他的。又搜尋着碌架床上層，翻着床單。是他的，我認得。
鏡頭從房外面拍進去，盡量不去打擾房間內的三人，然後，一個跳接，是陰暗的走廊。杜海濱說：「我有過這樣的經驗，我知道一個跟你特別血肉相連的人，當他離開時對你的影響有多大，所以我能夠知道那家人的心情，能夠知道重新看到他們孩子的東西時他們的心情。那一場我真的沒辦法拍，我沒辦法看到我的攝影機，只能把鏡頭放到一個全景，我不去管，然後……後來我覺得他們真的難受的時候我都不想拍了，我就把攝像機調轉過來，拍着一開始的那個走廊，我也不想提任何問題，包括後期剪輯的時候，因為我知道自己是一個感性的人，因此我要把自己的情感壓到最底，不要讓那個東西（情感）影響我的拍攝。」
抑制自己的感情，或許是紀錄片導演非常重要的一個課題。「我曾經沮喪過，帶有一種奢望，想藉此改變電影當中的人的生活問題，但後來發現這是不可能的。有這個想法很好，但這也是不切實際的想法，我覺得需要一種更寬容、更平淡，或者更坦然的心態去做這件事。」
「你只做你該做的就夠了，不要去做其他的，不可能說你做了一個立竿見影的東西，能夠揭發了社會當中的一個問題，這是不可能的。要是不做呢，也不缺你。但是你做了，這就有可能形成一個話題，可以讓大家來談論，就可能談出一些議題來，作為一個紀錄片導演來說，只要能做到這個已經OK了。」
《1428》之後，杜海濱打算拍關於重建的紀錄片。「我們現在的時間很短，只有一年多，這事情如果再隔一年、兩年或者三年的話，一定會發現更多不同的東西，而這個東西可能會讓我們去看我們的社會時，會有不同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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