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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台在法蘭克福書展演講。 中央社
葉匡政
龍應台，在我聽來，像一場颱風的名字。大概是1990年代，我第一次記住這個名字，讀的卻是一本叫《野火》的書。近幾年因同在《南方周末》一個版上寫專欄，多了一份對她的親近感。無論「颱風」，還是「野火」，龍應台總能用她犀利而感性的文字，在兩岸掀起一次次軒然大波。9月，她又出了一本新書，叫《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依然是這樣。聽說，很多港台老人，讀這本書會痛哭流涕。我也眼含淚水，讀完了這本書。
讀這本書才知道，龍應台這麼好聽的名字，含義很簡單，不過是龍槐生和應美君在台灣生下的孩子。1949年，應美君為了與當憲兵隊長的丈夫相聚，離開了故鄉淳安，一路遷徙渡江涉海，稀裡糊塗就在台灣落下了腳。淳安，是我熟悉的地名，古屬歙地，在舊徽州府範圍內。龍應台從小就聽母親說起新安江，水「是透明的」，細細的白沙上有一層鵝卵石，然後才是清澈碧綠的水。後來，龍應台帶衰老的母親去看阿爾卑斯山冰湖、看萊茵河源頭、看多瑙河，母親也會讚美，但沒走出幾步，總會輕歎一口氣說：「這水啊，跟我們新安江不能比……」
龍應台在書的起始，提到了「勝利者」和「失敗者」，這並不是她真正想說的。這本書，其實超越了「勝利」或「失敗」這些庸俗的歷史觀。她關注的只是人，那些人的情感和被時代左右的命運。革命和暴力不浪漫，同樣，苦難與創傷也不會讓人感到光榮。龍應台以自己的方式，在執意發現歷史不願或不曾說出的東西。她肯定和那些以國家、軍事、政治為視野的歷史眼光不同。龍應台是在豎起耳朵偷聽那些歷史縫隙遺落的話語，人們還沒意識到要說出來的話。這是龍應台與那些歷史學家的不同，她手握的不只是那些發黃的史料檔案，而是在面對一群活生生的人。
這裡有脫下軍服便是良善國民的軍人，有被理想激勵的流亡學子，也有驚惶失措的母親……幸運的是，這些人還活着，還能活着作為苦難的見證者。他們的生命本身，就是歷史的見證，但沒有龍應台的行動，這些見證或許會在世間湮滅。對龍應台，這也是一種艱難的選擇。因為讓倖存者開口說話，說出充滿創痛的過去，本身就很艱難。苦難會模糊人們的記憶，會讓意識麻木。但從苦難的記憶中，我們更能發現人性的力量，發現生命對扭曲人性的抵抗。於是，在龍應台筆下，那些被戰爭侮辱和傷害的人，開口說話了，講述他們自己的經歷和創傷。當被傷害者開口言說時，他們才真正走出了歷史的陰影和苦難的屈辱，他們其實在見證生命的尊嚴和意義。
龍應台寫的其實是一部寬恕與和解之書，她寬恕的對象是歷史。但寬恕並不意味着忘卻，反而需要我們銘記過去。因為只有記住了那些歷史上曾經的苦難，我們才能讓苦難不再重演。寬恕也不是對過去非正義的行為完全視而不見、一筆勾銷，而是要更嚴肅地還原歷史真相。只有在揭示出傷害和痛苦的真相時，才能警示未來的公眾，讓傷害不再發生在每個人身上。寬恕更意味着，受害者完全放棄了怨恨和復仇的心理，它把對真相的揭示，當作對自己創傷的安慰和對正義的追尋。因為只有歷史昭然若揭了，人們才能擺脫歷史的重負，重新開始。所以龍應台在書出版後，對媒體說「所有創痛都應該被溫柔治療」，就是這個含義。
龍應台記錄的是一些個人的微觀史，這些有着體溫和血淚的歷史，讓我們的歷史話語變得更為真實，也更鮮活。當所有的中國人都能敞開心扉，拋開一切歷史偏見，來重新感受那些在苦難重壓之下人性的尊嚴，感受那些痛苦、恐懼、茫然和希望時，才能明白正義、真相、和解、寬恕與和平的重要。龍應台其實是在代歷史向所有受難的生命道歉。這是一種嶄新的公共記憶，和解與寬恕是這種記憶的核心。
每個時代，都會存在着衝突和對立，1949年同樣如此。對立雙方也都會有自己的歷史記憶，這種記憶很難被遺忘。如何使過去對立的集體記憶，不在未來變成新的衝突，學會理解與認知對方記憶中的真相，是必須要邁出的一步。這是一個互相尊重的過程，你尊重對方眼中的歷史，對方也會理解你認可的歷史。雙方的委屈、痛苦和創傷，其實都需要被聆聽和被承認。只有歷史記憶求同存異了，雙方才能真正從對立和對抗的心理狀態中解脫出來，共同構建一個有分享也有合作的未來。
那些受難的生命不會回來了，那些倖存者失去的親人和青春也不會回來了，像龍應台母親的故鄉淳安古城一樣，被永遠地埋在了水底。有了這種見證，我們才會更真切地感受到寬恕與和解的重要。龍應台說的「大江」，是中國人；龍應台說的「大海」，是人類這個大家庭，擁有這個基礎，又有什麼是不能寬恕與和解的呢？讓我們聆聽來自歷史深處一切真實的聲音，有了對歷史的真誠聆聽和見證，我們對正義與和平才會有一份更為清醒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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