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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羅
舒 蠹
一八四五年，亨利．大衛．梭羅在瓦爾登湖附近建造了一座小木屋。在那座小木屋裡，他生活了接近兩年。在瓦爾登湖邊上，梭羅獨自一人學習、勞動。由此，誕生了後來他一系列的作品：《瓦爾登湖》、《種子的信念》和最後的散文集《野果》。
一百五十多年以來，梭羅的《瓦爾登湖》一版再版、暢銷不衰。梭羅為什麼引起如此廣泛的關注？我想，突兀地探求一本書的成功是沒有道理的。正如黑格爾所說的，「存在即合理。」梭羅文字越來越多地被人認同和傳閱，首先說明了一種文學存在的可能性，即：貼近自然的樸素文字存活的可能性，其次，也恰恰說明一種生活理念存活的可能性。——這裡需要說明的一點是，梭羅終生未娶。因為抗稅，曾經被政府抓去坐牢，並因此寫下著名的《論公民的不服從》。
西方的傳統裡，這種特立獨行的人士似乎要多於東方。比如法布爾，終生研究昆蟲，最終寫成了聞名於世的《昆蟲記》。比如貝多芬，一生未娶，倔強而獨立。比如梵高，一生都不走運，死了之後才為世人所接受。這一類人物及其形象，在東方似乎是不多見的。且不說入獄或者其他種種磨難，單單讓一個人拋開世俗的快樂而終身致力於研究昆蟲或漿果，在東方，確實比較少見。
我想，這種現象大約可以進行如下概括：近代以來，卓爾不群的東方人越來越少了。從王國維自沉湖底之後，很少有人願意用一生的世俗歡樂為代價去賭一把精神的超脫與狂歡了。
這，大約也是當代人在精神領域裡苦苦跋涉而不得超脫的一個原因吧。
苦行，對於人類而言，有時候確實是有益的。
讀梭羅之前，見識過北京一位已故的散文家。他的名字叫葦岸。記得彷彿是在《百家散文》或者《散文選刊》上，曾經讀到過有關他的《大地上的事情》。那文字，是樸素的；那性情，是散淡的。此後不久，知道他的去世，內心深處也曾經有過一些傷悲。—一個文人，堅持長久寫作，從性情上來講，大抵總是執拗的。中國人訓斥別人，總要使用「不見棺材不落淚」之類的惡毒詞語。我倒覺得，無論中外，真正的文人們，多數是見了棺材也不落淚的吧。
後來讀到《瓦爾登湖》，居然看到新書的導讀裡有葦岸的文字，題目叫做《我與梭羅》。這文字，當然是出版方搜索了來為新書做推介的。只是，從精神上來講，葦岸確實與梭羅的文字是暗合的。梭羅的與眾不同和葦岸的孑然獨立，都表現出了一種人格上的獨立與性格上的執拗。在文學上，更表現出一種與眾不同的斷裂。他們，分別割裂了與所謂主流文化（文學）的聯繫。也正因為如此，他們成了卓然有別的方家。
手頭的這本《野果》，是梭羅最後的著作。論出版日期，卻是在作者去世一百五十年之後。一八六二年五月，梭羅去世。七十八年之後，他的部分手稿被送到紐約圖書館。而在此之前，這些手稿已經被轉手多次。漂泊一百多年的文字，直到一九九九年在美國才公開出版。一部書的命運居然如此曲折，讓人不禁聯想到中國當代西部詩人昌耀的詩集《命運之書》，難免感慨繫之。
無論《野果》還是《瓦爾登湖》，梭羅在字裡行間所展示的，都是自然的邏輯。按照他的理解，自然是人類生存的土壤。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只有一種邏輯，那就是自然的邏輯。在字裡行間，梭羅屢屢對人類粗暴制定的遊戲規則表現出不屑一顧的態度。他的自然主義思想，固然與世俗生活格格不入，但說到底，對於保障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而言，確實是頗有裨益的。人類在自然以及自然制定的法則面前，確實應該收斂一些。原因，恐怕就無需多說了吧。
梭羅的這本書，是其生命最後十年的全部心血。在這本書裡，作者滿懷對自然的熱愛之情，細緻描述了各類野果在北美的分佈狀況。這些文字，對植物的花期、結果等具體時段和細節進行了敘述。既可以將其看作是一本自然知識的普及讀物，更可以當作一本植物散文集來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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