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大圖片
■利瑪竇（左）與徐光啟（右）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陳煒楨 整理
服裝，亦稱為衣物、衣服、衣着，最廣義的定義，是指身軀與四肢的遮蔽物，當中還包括手套、鞋子、涼鞋、靴子與帽子等。隨着社會文明進步，人類亦發展出穿着衣物的文化，而穿着衣物除了有功能性的理由外，也有社會性的理由。衣物能夠保護脆弱的人體，免受自然環境的傷害，服裝中的每個物件也帶有某種文化及社會意義。
「我把講座的標題定為『傳教士的新衣』，這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安徒生童話系列的著名故事裡《國王的新衣》，然而，傳教士與國王不一樣，他們換上新衣裳，並不是要炫耀自己聰明過人，而是背後另有涵意的。」戚印平教授說。
戚印平在1982年獲得漢語言文學學士學位，1993年獲歷史學碩士學位，1999年獲哲學博士學位。現任職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教授，兼任中國日本史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宗教學會理事、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基地──浙江大學基督教與跨文化研究基地歷史研究方向負責人。近年出版學術著作包括《日本早期耶穌會史研究》、《遠東近世耶穌會史論集》、《遠東耶穌會史研究》，以及相關論文二十餘篇。
華美服飾有助在日本傳教
千里迢迢到來東土傳教的耶穌會士中，最早的易服者是沙勿略神父（St. Francis Xavier 1506-1552），他這個大膽決定，是基於他對日本社會及其文化傳統有深刻的體驗。剛到日本時，沙勿略仍然保持穿一個歐洲修道士傳統的服飾習慣，他從未脫下過象徵聖潔的黑色修道服。根據與這修道服飾原則相關的道德規範，沙勿略把佛教僧侶的華衣麗服和盛裝出行視為罪惡和墮落，然而，從他們在日本屢遭當地人輕視，甚至在山口遭到人們虐待的經驗可以得知，由於他們身上穿着的是粗糙的破衣，所以日本人就像躲避到處討飯吃的乞丐那樣躲避他們。俗世人多是先敬纙衣後敬人，大約在一年之後，沙勿略開始明白東方傳統文化對於服飾的重視，意識到他一直視為墮落象徵的華麗服裝，在與上流社會人士交往時能起重要的作用。
在拜訪大內義隆時，沙勿略換上了天主教神父在祭祀時才穿着的隆重服飾。據說大內義隆對神父的服裝極為讚賞，他看着穿上祭服的神父非常激動，拍着手說：「這位神父簡直就是我們信仰的眾神的生動寫照。」
日本人通常是通過外觀和服飾來評價他們不熟悉的人，所以沙勿略的易服效果非常好，而佛教僧侶們正是以其外表上的華美裝飾來顯示他們的身份。在異教徒還沒有了解神父的身份及基督教教義之前，這些外表上的裝飾物就有助於提高基督徒的威望。
利瑪竇穿儒服：「為了上帝爭取人心」
1581年，羅明堅神父（Michel Ruggier,1543-1607）向東方總巡察使范禮安舉薦了利瑪竇（Matthew Ricci, 1552-1610）；1582年，利瑪竇應召前往中國傳教，8月7日到達澳門。傳教士們想通過漢語著述天主教教義來吸引中國人，「練習用他們的語言寫作，作為一種吸引捕捉他們心靈的手段。」因此他們先在澳門努力學習漢語，而開始學習漢語的利瑪竇對完全與拼音文字不同的漢字感到興奮莫名，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1583年，利瑪竇獲准與羅明堅神父入居廣東肇慶，獲得兩廣總督郭制台和肇慶知府汪太守的接待。他們對中國官員自稱來自「天竺」，致使中國人以為他們是佛教徒。利瑪竇解釋來中國的原因：「我們是從遙遠的西方而來的教士，因為仰慕中國，希望可以留下，至死在這裡侍奉天主。」他不敢直接回答傳教的目的，否則他可能會被驅逐。為了傳教，他們從西方帶來了許多用品，比如聖母像、地圖、星盤、三棱鏡及《幾何原本》等。利瑪竇帶來的各種西方的新事物，吸引了眾多好奇的中國人。特別是他帶來的地圖，令中國人眼界大開。
戚印平指出：「利瑪竇易服的這一細節也一直受到中國學者的高度重視，因為一個意大利的耶穌會士改穿中國的儒服，在東西方文化交流史中極具象徵意義。利瑪竇第一次易服是他入華之初，用中國僧侶的異教服裝易換神聖的修道服，來華十二年後再次改穿儒服，是為了融入中國官僚的社會。事實上他多次易服是受制於所處社會的現實情況，他改變形象是為了得到在異地生存及傳教的通行證。後來所謂的『合儒、補儒』的美好傳說，並非他的初衷。」
1592年11月15日利瑪竇給總會長寫信，他寫道：「這裡的紳士都一一來拜訪我們，之後還以宴席招待。往往一天數席，應酬不暇，餐餐佳餚美酒。因此只能到一家坐下，吃一點，再到別家應酬。地方紳士官吏也非常抬舉我們，不讓我們步行，而用轎子抬着走，就如歐洲的顯貴一般。這種榮譽為我們十分重要，否則在教外人中傳教便無效力了。洋人、和尚和道士在中國並不受尊重，因此我們不能以和尚、道士之流出現，他們用轎子抬着我們走，也為方便前進，因為城中人口眾多，都爭相看洋和尚，這是過去他們不曾看見過的。」
至1594年11月4日，利瑪竇於南昌寫給耶穌會長的信中，向耶穌會通報了他所做出的最重要的決定，並解釋說：「根據我在這個國度所得的經驗，在這裡要取得某種成果，就必須穩重行事並且有權威性。」他還說：「當開始建立友誼時，中國人總是穿這種服裝會面的，受訪問時也總是要穿自己的同樣服裝，以同樣的或者是與自己身份相稱的禮儀相迎。這樣就賦給了我很大的威望。」
利瑪竇易服的行為，惹來了一些非議，洪若翰神父就此反駁說：「在這些人看來，向中國人宣講耶穌會基督，與手執討飯棍、赤足行走是一回事情。然而，傳教士生活在這些不信我主的國家裡不是為他自己，而是為了上帝爭取人心。他必須按照這個目的來調整自己的道德標準和一切行為。」
「正是出於『為了上帝爭取人心』這崇高理想的渴望和努力，才使得傳教士在試圖改變別人之前已經改變了他們自己。傳教士調整的不僅僅是形象設計，還包括他們未必明確意識到的思維方式及行為規範。利瑪竇把自己包裝成非常仰慕中國文化，而當時的中國官員並沒有想過耶穌會的教義一旦在中國傳播，會對中國傳統文化產生甚麼樣的衝擊。」戚印平說。
傳教士為了進入中國，花了三十多年的時間，但也無法成功跨過中國這條高度封閉的防線，當中有幾個人能進入廣州，就已成為了教會的英雄，所寫的報告也廣為人所閱讀。其實傳教士到中國就是要改變中國人的信仰，他們堅信上帝的信仰能在全世界傳播，正因為上帝給了他們力量，才使得這一群手無寸鐵的虔誠信徒能繼續他們在東土傳播耶穌福音的使命。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
放大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