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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恩柱
在介紹沈從文的諸多資料中，使我印象最深刻是有關他的純真。這位寫出過《邊城》等膾炙人口作品，後來又以《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名世的作家、學者，具有世人少有的純真。
沈從文有《記丁玲》一文，寫於上個世紀30年代丁玲被誤傳遭殺害之後，其中記敘了丁玲的幾段感情生活，有一段涉及了丁玲與馮達的情愛。馮達後來被證實是國民黨特務。丁玲原不知道沈從文寫了這一段，上個世紀的70年代才讀到了，讀後勃然大怒，從此與沈從文交惡，提起他必要奚落、挖苦一番。實際上沈從文不僅在行動上營救過丁玲，在文字上聲援過丁玲，而且非常維護丁玲的聲譽，替她辯誣。1982年，沈從文先生與助手王亞蓉談起此事時說，我始終是充滿好意的。自延安審查幹部以來，過去的「私生活」成為丁玲最敏感的問題，可沈從文偏偏寫了出來，丁玲豈能不生氣？沈從文很單純，宛若赤子。
沈從文的學生汪曾祺說，沈先生有時寫文章考慮問題太簡單。記得在抗戰時，沈從文在昆明，他給余冠英編的刊物《國聞》寫過一篇文章《魯迅與周作人》。說周作人如秋天如秋水，看世界不隔，而魯迅看世界隔。當時周作人已經是漢奸了，他還像過去一樣談他印象中的周作人，當然不合時宜，難怪一些左翼作家批評他。
也許這就是一輩子寫人，一輩子也不懂人有城府的沈從文。
個人感情亦復如是。張允和（沈夫人張兆和的二姐）《最後的閨秀》提到1969年11月29日去東堂子胡同去看望沈從文遇到的一件事。張家姐妹文筆有條不紊、聲情並茂，還是抄錄為上策。文云：「屋裡亂得嚇人，簡直無處下腳。書和衣服雜物堆在桌子上、床上……到處灰濛濛的。我問他：『沈二哥，為什麼這樣亂？』他說：『我就要下放啦！我在理東西。』可他雙手插在口袋裡，並沒有動手理東西，他站在桌邊，我也找不到一張可坐的椅子，只得站在桌子邊。我說：『下放！？我能幫忙？』沈二哥搖搖頭。我想既幫不了忙，我就回身想走。沈二哥說：『莫走，二姐，你看！』他從鼓鼓囊囊的口袋裡掏出一封皺頭皺腦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對我說：『這是三姐（他也尊稱我妹為三姐）給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舉起來，面色十分羞澀而溫柔。我說：『我能看看嗎？』沈二哥把信放下來，又像給我又像不給我，把信放在胸前溫一下，並沒有給我。又把信塞在口袋裡，這手抓緊了信再也出不來了。我想，我真傻，怎麼看人家的情書呢，我正望着他好笑。忽然沈二哥說：『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接着就吸溜吸溜地哭起來，快七十歲的老頭兒像一個小孩子哭得又傷心又快樂。」文中所說的第一封情書，張兆和寫於30年代初，是沈從文寄出無數封信後才換來的，其中所寄寓的辛酸與甜蜜是常人難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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