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也斯喜歡四處跑。每次和他見面，他或帶着某個地方的氣息；或告訴你某地詩人的故事；或正和身邊那位碧眼金髮的朋友交流着。他的詩〈羅馬機場的詩人〉是這樣寫的：「那另外一位客人是誰？／坐在候機室裡，將要與我／同時轉機往斯洛文尼亞詩歌節。／詩人，有明確的記認嗎？／肥胖，還是纖瘦？／是男？是女？將要在山洞唸詩／行動詭秘如一個間諜／在眾人的喧嘩中默默記錄／轉眼就會曨乾的雨的痕跡」。

　過去也斯兩三度訪問過德國。在1998年，他應DAAD（Deutscher Akademischer Austausch Dienst，德國學術交流協會獎學金）之邀成為駐柏林藝術家：「他們邀請作家，建議的可能是漢學家、可能是翻譯者、可能是評論者。到德國一年半載。那時我去柏林，感覺好自由，他們會尊重你的計劃，不會每天跑來check你有沒有寫東西，但會安排你與當地作家交流。他們甚至為你安排私人德語教師，是我不好，沒好好學，我對文化有興趣，想知道歌德吃甚麼，但他們也樂意和你分享。那次完了以後，我寫了一組詩，他們會找翻譯，幫你出版，那是有功課交的，卻不會像老師那樣給你做評估。中間我也為德國一些刊物寫東西，也接觸到一些知識分子的刊物，感受那種嚴肅討論的風氣……」

　也斯指，那是另一個世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可以讓藝術家認識城市，了解別的東西。加上柏林和香港很像：1989年以前，圍牆的一邊是資本主義，另一邊是共產主義。但另一方面與香港不同的，是當地也有很多層次的歷史留存下來，例如保留了被盟軍炸掉的教堂，在希特勒燒書的廣場下面有一地下室裝置藝術，地面的玻璃窗展示放得下二萬本書的空書架，喚回燒掉的書，和歷史對話。這次旅程以後，他寫成了《東西》這本詩集。

　在1990年，也斯也因為ACC（Asian Cultural Council，即亞洲文化協會）的贊助，到紐約三個月至半年看演出，基金提供住宿的地方，提供贊助讓藝術家看表演，那次他有幸接觸Pina Bausch、Robert Wilson、Wooster group等戲劇，回來後寫了《越界書簡》，對一些後現代藝術加深了認識。

　也斯認為，如果香港可以設立這種機制，請外國藝術家來港交流，讓人家了解香港不止是購物天堂，那大家都有得益。但這關乎香港的藝術行政人員的視野，能不能作人性化安排？會不會懂得照顧人？本身有沒有創意？如果換了香港的政府官員，也許會想詩是沒有價值的，不如幫旅遊協會寫新聞稿。

　印象中，也斯去過古堡，寫過一篇鬼故事〈淹死者的超度〉。他笑着澄清：「那其實是在法國面臨大西洋的地方，那是一個海邊的小鎮，其實沒有古堡。但那地方在二戰時是造船的港口，被德軍佔領後用來造潛艇。盟軍後來就轟炸那地方，但只能炸掉其他東西，那個醜的船塢還在那裡。於是我結合我曾在法國南部修道院的經驗，寫成一篇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