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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匯報 李：李歐梵
文：你曾經說過，你與香港的因緣是基於妻子是香港人的關係；但就我觀察，香港對你影響甚深，甚至一般人以至學者都說香港不是好地方之際，為何你反而獨愛香港？
李：這出於一段奇怪的因緣。我記得1970年第一次來港教書便是在中文大學，當時有一個教授載我到尖沙咀，我沿路看著建築物就覺得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地方，因為我很喜歡這種中西文化混雜的特質。在後來決定返港時，我就說我已是半個香港人。雖然到現在我仍不是香港永久居民，但這身份對我來說很重要。對我來說，要做一處地方的永久居民就是對那地方要有承擔感。香港給我很大的挑戰，因為愈是資本主義，愈是商品泛濫，我愈覺得自己有用，我很希望對香港有一點點的貢獻，尤其對如今這個過度商業化、過分官僚主義的社會有一點人文的影響，讓下一輩生活得好一點，我有這種理想。
文：你一直很強調對人文（humanity）的關注，你是何時開始感受到這種嚴峻的人文危機？
李：也是在香港。2003年SARS時，全香港好像死了。什麼資本主義也好、動感之都也好，一個SARS全都沒有了。那時候感覺人會把人文資源全拿出來，因為人快死的時候都會回想從前，可是香港人無法做到，因為香港人太注重「現在」，太重利益，因此很多事情一下子就沒有了，時間停頓了、城市也被封鎖了，我感受很深，那時候我就感受到被封鎖時人正正需要人文的滋養。
文：那麼對於重拾人文主義，你有什麼新的看法？
李：現在的時代注重現在、當下，事事要快，可是「慢」對我來說才是一個可供思考的空間與時間，人才能感受到這時代是怎樣的。這就已經是很大的人文危機，如果連我們這些人文主義者都沒時間去思考，問題如何能夠解決？如何面對挑戰？這些都是我現在細想的問題。
我有一個較奇怪的想法，就是將這個時代跟一百年前比較，可能當時會是這個時代的一個陰影。由此，我想到文化的靈魂，我想通過這種奇怪的比較方法，從以前不同的時代取用當時的文化，從而使人的精神、靈魂、文化生活豐富起來。因為任何一種文化背後都有所本，有傳統、有回憶，但現在的人都認為人文主義保守傳統，沒甚可說，我就要看看有沒有新的方式去講，希望人能夠學懂將「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豐富起來，可以抵抗過度的資本主義。
文：我可以說你是一個資本主義抵抗者嗎？
李：我不是激進批評資本主義的人，更應該說我是對資本主義的不滿者。但我覺得不滿（discontent）很重要。你對雷曼兄弟不滿，就上街去；對學校不滿就應去抗議。人需要不滿，太過滿足是不行的，尤其我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更不應對現狀過分滿意，一定要對現狀不滿。我有時感到奇怪，現在中國人對現狀都是挺滿意的，年輕人覺得生活舒舒服服，中國強大富足，好像沒有什麼不滿，可是我作為知識分子，就開始有點警覺了。我不是革命主義者，也不是改良主義者，我認為人，尤其年輕的，一定要抱有不滿，因為只有不滿才能產生思考的力量，才能產生想改變生活的力量，不是說要成為社會上的異類，只是我覺得香港人太乖了。
文：你會繼續留在香港嗎？你以後的學術路途又如何？
李：我現在也有想這個問題，很矛盾。我一方面希望做研究，一方面又希望做小文章，所以我也在做一個最大的決定：我將來要做什麼？如果做學術，我就一定會到台灣；香港這個社會的好處在於多元化選擇，可是這地方太侷促了，沒時間思考。我自己很有罪疚感，因為作為學者，我做的研究不足。雖然寫過許多書，但都是只有普通的學術價值，《上海摩登》算是比較好的，但我認為自己仍未寫出一本有份量的大書。所以我說，可能到台灣一兩年，把書寫出來，也有可能不去台灣，這就是我的規定，如果留在香港就繼續寫小文章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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