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恩柱
一個作家留給人的印象，並不完全取決於他的作品，而往往與主流意識的青睞與否有關係。比如林語堂，他留給人的印象是提倡「以自我為中心，以閒適為格調」的小品文，是一個幽默作家。這固然不錯。因為他的作品中，這類文字很不少。但他也有不少不閒適的小說，和談不上幽默的評論。只以「閒適」二字概括他的創作，未必算知人論世之語。尤其那部《中國新聞輿論史》，更與閒適等等毫無瓜葛，倒可以說是平和之人的憤懣之作。
《中國新聞輿論史》寫於一九三五年，一九三六年八月林語堂受賽珍珠之邀，到美國去寫作了。劉小磊先生翻譯的《中國新聞輿論史》書前，有甯樹藩教授啟人心智的序言。甯教授說，林語堂這本書對國民黨政權不是一般性的批判，而是把它作為我國歷史上罕見的範例來對待。蓋書中之林氏斷言，在國民黨政府統治之下，「言論與出版的自由比一九○○年以來的任何時期都要差」，其新聞事業「正在步某些現代西方獨裁國家報業的後塵，走向墮落之路」。甯教授說的「某些現代西方獨裁國家」即那時的德、意等法西斯國家。
甯教授提到，一九三六年八月林語堂赴美的當年，這本書在上海由英商凱利和威爾士有限公司出版，同年在美國又由芝加哥大學出版，曾是美國大學中關於中國近代史的指定參考書之一。但在國內，此書卻長寂無聞。一九七六年以前，大陸出版的書刊文稿中，沒有這本書的名字。甯教授分析這一現象時，客觀地說：「本書出版不久，國共聯合抗日的趨向日益顯露，反對國民黨專制的輿論已在淡化了，其後原因要複雜些，『左』的思想觀念當是其中一條。……在新中國成立後很長時間內，我國不少學者對林語堂當年和左翼文壇的矛盾鬥爭的性質作了不同程度的扭曲。」
究竟與那些閒適的作品有何不同，有說服力的還是林語堂自己的著作。林氏全書的視野雖然及於古代和現代，但就史料的豐富程度和論述的深刻性而言，現代部分則好於古代。比如「現代編」的「檢查制度」一章，林語堂認為「我們不能忽視當今的書報審查制度，因為它阻礙了輿論的成長，造成了新聞界今天的局面。唯有它才能解釋，為什麼中國人這麼沒有是非觀念。」
袁世凱取得政權以後，民國時期的中國報業便開始墮落了。袁世凱對不符合統治者要求的新聞採用查禁報館、逮捕編輯等手段，民國建立後成長起來的五百多家報紙只有幾十家保存下來；軍閥張宗昌不加審判就殺害了《京報》的主筆邵飄萍和《社會日報》的主筆林白水；一九三一年五位共產主義作家飽受拷打之後，慘遭殺害；一九三三年最負盛名的女作家之一丁玲被綁架；一九三四年成舍我《民生報》揭露汪精衛集團一個官員貪污案，遭到關閉、逮捕；一九三五年《新生》登載《閒話皇帝》影射日本天皇，雜誌發行人杜重遠被判刑；埃德加．斯諾一九三五年的一篇文章《中國的思想審查》記載了他統計的被查禁的作家人數。
回顧完新聞檢查制度以後，林語堂說了一句人們極少論及的後果：「在事關領土、主權甚至民族生存問題上，國家禁止民眾發表意見，這造成了民眾的冷漠。」我們素常見到人性冷漠之後，往往大筆撻伐，殊不知這是一個複雜的結果。聲音被永久禁錮之後，就沒有發聲的功能和衝動了。
林語堂也沒有忽視報刊本身缺乏道德，對報刊業的戕害。抨擊腐敗的作者和編輯，一旦拿到官方的高薪或被收買，馬上就轉向擁護政府。這種不良的道德行為，比審查制度更能減低人們對報刊的尊重，使人對空談愛國的、不知羞恥的作家不屑一顧。
林語堂通過對中國輿論的歷史回顧，希望「讀者用歷史的眼光看待當前的局勢，理解輿論繁榮和衰敗之因」。希望人們「必須為新聞自由的憲法原則而戰，為作為原則的個人的公民權利而戰。畢竟，民主制度意味着從群體生活中體驗到理智的樂趣，這是平常人能夠而且將要得到的。」
不須多引，人們從字裡行間見到了另一個林語堂，借用余英時先生的話講，是一個與「幽默、閒適的人生情調毫無關係」的林語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