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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佳
天寶三載（公元744年），李白離開了長安，開始了以梁園為中心的漫遊生活。這一年夏，唐代詩壇上的兩顆巨星相逢了，李白在洛陽遇見了比他小11歲的杜甫，這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千古佳話，聞一多先生在寫到李杜這次會面時說:「我們該當品三通畫角（一種古樂器），發三通擂鼓，然後提出筆來蘸飽了金墨，大書而特書。因為我們四千年的歷史裡，除了孔子見老子（假如他們是見過面的），沒有比這兩人的會面，更重大，更神聖，更可紀念的。」他們一見面就結成了親密的友誼，過着「醉舞梁園夜，行歌泗水春」的愉快生活。他們就這樣在一起慷慨高歌了幾個月。李白與杜甫在兗州分別的時候，還希望有「何時石門路，重在金樽開」的重逢的日子，不料這竟從此成了他們的永訣。
二人分別以後，杜甫異常懷念李白，寫下了不少名篇。杜甫現存詩集中涉及到李白的詩就有《贈李白》、《飲中八仙歌》、《夢李白二首》、《昔遊》、《春日憶李白》、《冬日有懷李白》、《天末懷李白》等14首之多。
但是在李杜二人以後的交誼中，李白對杜甫與杜甫對李白的態度卻走向了殊途，杜甫對於李白，一片憐才之忱，在他的詩中，時時可見。奇怪的是，李白對於杜甫，至少在詩中卻是很為冷淡，極少提到。其中原因當與李白獲罪下獄事有關。
李白在安史之亂中因為站錯了位置，加入永王李璘的陣營而被捕下獄。對此事，杜甫的認識是較為複雜的。從感情上說，他非常同情李白，因此在杜甫贈與或懷念李白的所有詩中，都對李白傾注了摯誠的感情，對於他的下獄與流放夜郎深表同情。但從認識上說，他對李白的下獄也以為是罪有應得的。所以「世人皆欲殺」中的「世人」當然也包括杜甫本人在內，因而他認為李白是「孰云網恢恢，將老身反累」。只是杜甫對於李白還有另一方面的同情，即「吾意獨憐才」。杜甫對於李白在安史之亂中的表現，是不認可的。他們兩個人在安史之亂中所走的道路極不相同，杜甫忠君愛國，隻身逃離亂軍，赴靈武投靠做了皇帝的太子李亨，這種精神當然會受到稱讚。而李白則參加了永王李璘起兵，從主觀意圖上說，李白也是忠君愛國的。因為當日的敵人是安祿山，誰打勝了誰做皇帝，為什麼擁護哥哥是忠而擁護弟弟就不忠呢？但李白找錯了對象，因為永王李璘是一個不通謀略的庸人，注定要失敗。這是發生在唐代中期的一場極為殘酷的政治鬥爭。在這場政治鬥爭中，杜甫與李白正好走在相反的方向。因為立場不同，故於李白下獄這一政治事件本身，杜甫是不會同情的，而認為李白是罪有應得。正因為李白與杜甫在後期思想認識上的差距，使得李白對於杜甫，表現比較冷淡。
也就在天寶三四年間，李白又認識了高適，他們相從賦詩，又曾到汴州漫遊。感情至深，甚至到了「醉眠秋共被，攜手同日行」的程度。可見關係何其真摯！但安史之亂爆發後，高適對於李白的態度，較之杜甫則又不同了。杜甫對於李白尚有不小的同情心，而高適連同情心都泯滅了。李白在尋陽獄中，曾寫詩給高適，想請求高適相救出獄。但高適對此居然毫無反應。這是有很重要的背景的。在政治鬥爭中，李白與高適因為始料未及的機緣，完全分道揚鑣。李白入了李璘的幕府。而高適站在唐肅宗一邊，很受唐肅宗的重用。高適在《謝上淮南節度使表》中說自己要「報明主（唐肅宗）知臣之恩，成微臣許國之節。」從政治上說，李璘是高適的敵人，李白當然也是高適的敵人。安史之亂使得李白與高適由密友轉為政敵。這在高適方面來說，他作為一個政治家，是看得很清楚的，因而他時刻都在考慮與政敵劃清界限。而對於天真的詩人李白來說，他不會考慮到這一點。他還在認為高適是自己的密友，高適飛黃騰達，自己身陷囹圄，他對高適提出請求，料想高適是會援手的，殊不料高適對於李白的請求，連回音都沒有。可以想見，政治使得人格產生了異化。
在對待李白從永王獲罪的問題上，杜甫以愚忠而作出了錯誤的判斷，而高適則在政治與友情之間作了抉擇，以犧牲密友為代價以保證其在官場上的飛黃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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