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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梁小島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香港第一個藍屋「留屋留人」社區重建計劃，是他發起並參與其中的；天星、皇后碼頭事件，他是「本土行動」的主要成員之一，來香港近6年，卻見證了本土文化意識的覺醒和發展。公職是大學助理教授，學術是他實現社會公益的一種重要手段。
39歲的陳允中來自宗教國度馬來西亞，卻沒有宗教信仰，只因他是一個行動派教徒。他說，自己落地生根意識極強，「在什麼地方就在什麼地方做事，因為所有實踐都是在當地發生。」
上周立法會財委會就669億的高鐵項目撥款做最後定奪，陳允中置身在上千人的示威遊行抗議隊伍裡達6個多小時，當聽到撥款議案被押後的消息時，他和在場的所有人一樣，滿心都是無法言說的興奮和感動。此前，他曾積極發動本地幾百位文化界人士連署簽名，發表反對高鐵項目巨額撥款的宣言。
第二日與陳允中在位於香港科技大學的辦公室裡做訪問，西貢氣溫不到10度，他拖了一雙「洞洞鞋」，熱度似乎並未消褪。在一張鋪有具東南亞風情的豔麗織布的小圓桌上，陳允中拿出一張列印出來的PPT講稿，是關於他與同伴司徒薇正進行的以本地文化為導向的都市重建課題研究。這次高鐵事件中，出現的各種以抗爭為目的的裝置藝術、行為藝術、合成短片、紀錄片等，原來也是他研究的一部分。
「這是香港文化運動的一個有趣現象，過去文化人會習慣使用一些符號去號召，但現在則多了很多文化內涵，很感動人。」之前十幾分鐘的熱身談話，陳允中拿着紙筆本想好好和我談學術，結果當講到他曾參與過的社區項目時，學者的拘謹便一掃而光。
留屋，也留人
陳允中，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院助理教授，馬來西亞華人，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規劃碩士，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都市規劃博士。2004年來港，粵語程度是零，兩年後連聽力關都沒有過，卻體會到部分狹隘香港人對內地人的尖酸刻薄。「有一次我上課講廣東話，結果被學生笑，我就跟他們吵架，說怎麼可以歧視新移民？一半開玩笑，一半是認真的。雖然我不是來自內地，但我也算新移民，當然會對歧視新移民表示反抗。」好打抱不平、嫉惡如仇，這是陳允中對自己為人的一個評價，這一點，也影響了他投身「社區參與規劃」。
2006年3月，香港房屋協會（房協）及香港市區重建局（市建局）宣佈合作斥資港幣1億元，在已被列為一級歷史建築物「藍屋」所在地——灣仔石水渠街一帶展開市區活化及保育項目，但要遷走「藍屋」內的居民，留下空樓進行改造。陳允中和同伴馬上從學院跳了出來，走訪社區內的住家，發現裡面有不少新移民，還有的家庭已經住了3、4代。
「對我來說，這簡直是莫名其妙。要說保留歷史的話，這些人就是歷史啊！建築的歷史是人講的嘛。」向政府爭取「留屋留人」，是陳允中以學者身份參與的第一個香港本地社區規劃項目。一方面要說服政府「留人」的可行性，另一方面，還要協調居民的要求。「說服政府花了2年，要留人，這下麻煩就多了，政府說他們不出錢，我們要自己想辦法營運，又要賺錢，又要讓居民的生活不受到干擾，最後甚至讓他們產生認同。」陳允中發現，居民組織一點也不比政府好商量。不過他憑藉台灣的經驗，心中有數。
讓居民自己決定
90年代初陳允中在台大念建築與城鄉規劃研究時，首個項目便是參與台北縣三重市一個沒落工業區的公園改造規劃，「公園周圍大概住了5千人，很多是工人，大家圍住一個不到1畝的空地。台灣那時候有許多家庭式工廠，對環境污染很大，裡面也有不少違章建築，也能見到一些吸毒的。我和其他20多個同學要做的事情，就是把空地真的變成公園。」
社區居民需要一個什麼樣的公園？籃球場要幾個？兒童遊樂場有什麼設施？老人健身空間要多大？這些都是民眾可以自己決定的事情，「可是，開始跟他們講的時候，沒有人相信你的誠意，他們認為，政府都沒有執行，你們學生能做什麼？很犬儒。」陳允中他們做了第一件事，令事件出現轉機。他們先找人把違章建築搬走，再發動小孩子一起清理公園的垃圾。大人看到小孩子撿垃圾，半是擔心半是認可，也逐漸參與改造。「第一年就是被人罵，然後組織居民搞活動，你讓他們講他們的需要，是講不出來的，只能靠活動觀察。」小公園後來特地設計了卡拉OK場地，裝了很多座位，就是他觀察到當地人對這種娛樂形式的需求。
回想起來，陳允中還覺得好玩。小公園從規劃到設計到施工，花了4年時間，也基本成為陳允中整個研究生生涯的內容，眼看到當地居民對參與意識的改變過程。「其實，在社區居民參與的背後，是我對直接民主的理念。」陳允中說，「回到社區的層面，讓社區民眾在公共事務上可以自己提出意見、決定，這就是直接民主。」當初參與項目的同學來來去去，真正堅持到最後的只有他一人。
不做沙文主義，拒當二等公民
陳允中的家位於馬來西亞東部，祖籍湖南長沙，祖父曾是國民黨軍官，後來舉家遷往台灣。從父親算起，陳允中算是馬華第二代。從小依照家人安排，上當地的華文學校，接觸的都是華人同學和朋友，以至於馬來話不太靈光，「馬來西亞是一個種族隔閡很嚴重的國家，很多像我這樣的華人家庭都只選擇念華文學校，他們的被迫害意識很強，總覺得社會對華人不公平。他們往往看不起馬來人，又不願意與馬來人做朋友，所以到最後會出來很多華人沙文主義者。」陳允中說。
「雖然我意識裡覺得華人沙文主義不對，但我無法改變周圍的環境。」家人建議他去台灣念大學，也是為了承接正統的華人文化。然而，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台灣社會風起雲湧，解禁之後的各種社會思潮，以及隨之而來的各種社會運動讓陳允中大開眼界。新入學的第一年，陳允中便參與學生會的選舉投票，對本地議題積極投入，但他不久發現，其他的馬來留學生仍只是遙遠地關心着馬來西亞的政治命運，這對他來講，毫無意義。「其實台灣的性別、原住民運動也是馬來西亞正在面對的，我是抱着親身參與的態度去學習。也正是看到當時台灣票箱選舉背後對民主的限制，才產生直接民主，走進社區，直接面對民眾的理念。」陳允中一邊說話，手不停的在紙上寫寫畫畫。
後來陳允中也是抱着同樣的想法去了美國念博士，卻大失所望。當年為了參與基層工會的各種議題，他甚至差點去學了西班牙語。「因為洛杉磯不少草根階層都是講西班牙語。」他參加過菲律賓人權組織、韓國工會組織等，後來因為學業壓力，只能放棄，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美國的種族歧視，「在美國只能做二等公民啊！日本人好像只能討論他們博物館的事情，華人只能處理什麼大使館被炸，難道我就不能去關心社區參與？」
草根的資源很少
和聖雅各福群會一起，對藍屋項目的介入，是他可以好好利用台灣經驗的機會。他代表的社區文化關注組，集合文化界、建築界等專業人士，和聖雅各福群會負責的居民組織分頭行動，密集時，每周開會3、4次，每次長達4、5個小時的會議，平衡各種需求。「每天都要處理很多矛盾啊，搬走的和願意留下的居民之間，為了避免衝突，就盡量幫助搬走的住戶爭取在港島南區的公屋；再比如，有住戶說不要修那麼多廁所，不要拆他們的閣樓等等，很累人。」「有時候情緒低落，恨不得把他們趕走算了，一棟空屋省事得多嘛！」陳允中無奈的笑笑，「當然我是理解他們的，草根階層，資源真的很少。」
陳允中的廣東話也是在藍屋項目中實現質的飛躍，「我發現，香港是一個移民城市，特別是在草根階層，所有人的廣東話都帶地方口音，什麼客家話、福建話、台山話，表面是廣東話，實際是家鄉話，這給了我很大的勇氣。」
2008年初，政府終於批准「留屋留人」，讓所有人舒了口氣，不過陳允中又馬上緊張起來，「政府現在對藍屋的施工公開招標，我們正在寫計劃書，爭取拿到施工項目，但我有信心，因為我們跟居民接觸得最多，所有計劃都是大家協商出來的。」招標日期是本月28號，陳允中期待過一個愉快的聖誕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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