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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反對派發起的元旦遊行最終演變成暴力騷亂，特區政府發出聲明對有關罔顧遊行秩序和公眾安全的行徑表示遺憾，而社會各界亦猛烈抨擊暴力行為。市民斥責過激，學者擔心危險，各方同聲呼籲回歸理性。這充分顯示，遊行暴力化違香港主流價值。
市民批評，示威者採取肢體暴力，不但無法解決社會矛盾，甚至有意惡化氣氛，令對抗升級。「民主動力」召集人蔡耀昌及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均急忙「劃清界線」，稱自己事前並不知情。何俊仁聲言，社民連及激進的示威者早就為衝擊中聯辦作好準備，他指社民連及其支持者的示威隊伍本非在遊行隊伍中排最後，但他們卻刻意墮後，相信他們是要待其他遊行人士離去後再進行武力衝擊。
社會各界對遊行暴力化的強烈譴責，以及反對派內部溫和派與暴力派的切割，充分顯示遊行暴力化不得人心。市民批評當日示威者以武力衝擊的形式表達訴求，又強調香港一直都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表達意見，這傳統應延續下去，「如果下次再有年輕人搞事，就叫差人拉佢。我們要做好個和平的招牌」。遊行主辦單位負責人「民主動力」召集人蔡耀昌不得不承認，籌辦遊行是希望得到社會人士的支持，如果採取激進的行為，就無法得到社會的支持，反而令參與遊行人數減少。
港人溫和理性 反對激進抗爭
香港的主流價值，是理性、持平、溫和、自由及進步。香港人已建立了一個「強烈的公民意識」，也就是一種活躍的公民社會既了解對自己所求的是什麼，亦仍能以理性溫和手法表達訴求，這種公民意識正是香港社會穩定的基石。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強調，香港人一直奉行和平表達意見的方式，有關的激烈行動不為港人所接受，應該受到社會譴責。事實上，港人面對事情一貫的反應是理性溫和的，他們以自己的理性溫和為榮，嘲笑台灣的容易激動煽情。絕大多數港人的公民素養和法治精神，即使在2003年50萬人的和平理性遊行中，也充分表達出來。
溫和理性發展政制是市民的主流意見。反對派中的激進派以「五區總辭」反對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市民對這種對抗感到厭倦。有調查指出，六成四受訪市民反對議員採取「五區總辭」此等激進手法，支持的僅一成一人。反對派發起的元旦遊行演變成暴力騷亂，如果進行民意調查，反對暴力行為的民意一定佔絕對多數。
政改應該是一場政治博弈，談判、議價、交換、妥協，都需要理性務實。社會普遍認同政制發展不應再原地踏步，而且必須符合人大常委會2007年的決定，令香港的政制循序漸進地過渡到2017及2020年的普選。政改諮詢展開一個半月以來，社會的主流聲音仍然是溫和理性的，當小部分人士越來越傾向採取激烈的手段，香港社會溫和理性的主流價值對此絕不認同。
在香港的政治光譜上，社民連處於「激進」的極端。歷史證明，極端激進很可能導致「暴民政治」，1793年，法國大革命進入恐怖時期，雅各賓黨人組織暴民滋事，將整個社會帶入風雨飄搖。這段歷史被稱為「暴民政治」，是法國大革命最可恥的一頁。社民連的激進行徑，實際上已經把「暴民政治」引入香港。自從社民連的三位成員進入議會後，「議會暴力」可說是一幕接一幕。社民連的「暴民政治」，從議會蔓延到社會，社民連及激進的示威者在元旦遊行中的暴力行為，已說明極端激進主義與「暴民政治」有密切聯繫。
社民連把「暴民政治」引入香港
在元旦遊行中，示威人士除了要求落實普選及取消功能組別外，還有其他不同的社會訴求，包括菜園村村民及約500名年輕人，高呼「反高鐵、停撥款」的口號；有社區組織協會帶領百多人，要求政府解決貧富懸殊問題；另亦有蕉徑老圍村民反對區內興建私人骨灰龕，訴求多樣化。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學術統籌宋立功指出，有關民生與經濟等議題，示威者應該直接向特區政府表達：「如果與特區事務例如民生經濟等議題，都向中聯辦申訴，要中央有所行動，這是不太公道，因為這等於要求中央直接介入香港的經濟民生事務。」示威人士將民生與經濟等議題都政治化，並且將矛頭指向中央，不但不符合邏輯，而且跡近荒唐。
值得注意的是，社民連的激進行徑，引起部分涉世未深的「80後」年輕人的模仿和追隨。全國人大代表劉佩瓊指出，「80後」年輕人的激烈行動或與他們對政府的認知問題有關，呼籲特區政府加強資訊發放方式，包括詳細解釋政策的來龍去脈，以增加他們對問題的了解。筆者認為加強對「80後」年輕人的溝通和教育，應該是包括政府、學校、家庭以及傳媒在內的整個社會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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