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 佳
《水滸傳》成書於明代，小說敘事的時代背景是宋代，社會文明都已相當發達，但小說敘事中卻時見恐怖的吃人情節，僅「人肉包子店」就出現了至少四家。
最著名的是我們熟知的十字坡那一家「旗艦店」：武松大鬧十字坡，結果化干戈為玉帛，張青便引武松到「廚房重地」人肉作坊裡看，「見壁上繃著幾張人皮，樑上吊著五七條人腿。見那兩個公人，一顛一倒，挺著在剝人凳上。」一副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然而奇特的是張青的自白：「實是只等客商過住，有那入眼的，便把些蒙汗藥與他吃了。將大塊好肉，切做黃牛肉賣。零碎小肉，做餡子包饅頭。小人每日也挑些去村裡賣。如此度日。」（第27回）
這樣的人肉酒店絕非十字坡一家。戴宗上梁山報信時，趕了幾天幾夜，不慎也誤入一家「分店」，情況萬分危急：「火家正把戴宗扛起來，背入殺人作房裡去開剝。」（第39回）。林沖雪夜上梁山，在山南酒店見到朱貴，朱貴對自己的「業務」作了一番解釋：「山寨裡教小弟在此間開酒店為名，專一探聽往來客商經過。但有財帛者，便去山寨裡報知。但是孤單客人到此，無財帛的放他過去；有財帛的來到這裡，輕則蒙汗藥麻翻，重則登時結果，將精肉片為耙子，肥肉煎油點燈。」（第11回）還有一家「分店」在揭陽嶺，是催命判官李立的酒店，這回差一點被剝的是未來的梁山好漢之首宋江：「先把宋江倒拖了，入去山崖邊人肉作房裡，放在剝人凳上。又來把這兩個公人也拖了入去。」（第36回）
宋江在清風山，差一點被矮腳虎王英剝出心肝做了「醒酒酸辣湯」：「原來但凡人心都是熱血裹著，把這冷水潑散了熱血，取出心肝來時，便脆了好吃。」（第32回）而宋江也以同樣的方式吃別人：「宋江把黃文炳剝了濕衣服，綁在柳樹上……便問道：『那個兄弟替我下手?』只見黑旋風李逵跳起身來……便把尖刀先從腿上割起，揀好的就當面炭火上炙來下酒。割一塊，炙一塊，無片時，割了黃文炳。李逵方才把刀割開胸膛，取出心肝，把來與眾好漢做醒酒湯。」（第41回）
李逵的野蠻殘忍在梁山上可排「第一把交椅」：第43回殺了李鬼後：「李逵盛飯來，吃了一回，看著自笑道：『好癡漢！放著好肉在前面，卻不會吃！』拔出腰刀，便去李鬼腿上割下兩塊肉來，把些水洗淨了，灶裡抓些炭火來便燒；一面燒，一面吃；吃得飽了……」在文明已經相當進步的宋代社會，這樣原始野蠻的食人行為實在令人不寒而慄。
《水滸傳》食人情節是古代社會歷史某些側面的深刻反映。中國古代文明的生長，伴隨著無數血腥的歷史慘劇，食人行為看似匪夷所思，其實在古代社會屢見不鮮。這在史志文獻、野史筆記中有很多記載和反映。
在極度貧窮，為生存而掙扎的社會和時代，人性規範的維繫力量是脆弱的。人性鏈條在飢餓與死亡重壓之下斷裂，就發生了食人行為。《水滸傳》中的食人情節並非不可寫。但是，觀其敘事，《水滸傳》作者對於這些殘酷、野蠻的食人行為，不僅少有譴責，而且頗多欣賞。
首先，食人行為大都出於梁山好漢所為，聯繫小說中種種血腥場面的描寫，我們會感到，在作者筆下，食人行為是表現其人物「英雄豪傑」、與常人氣概不同的一種手法，是英雄形象的組成部分。面對使人心驚肉跳的殺人作坊、剜食心肝以及炙食活人，梁山好漢泰然自若，毫無作惡的罪感。相比之下，潘金蓮害武大時，「那婦人便放倒武大，慌忙跳下床來。……那婦人揭起被來，見了武大咬牙切齒，七竅流血，怕將起來，只得跳下床來，敲那壁子。」（第25回）既是作惡，便有作惡的罪感，雖然短暫，但這種慌忙和害怕卻正是人性的表現。但作者是以此表現常人的膽怯、平庸，從而反襯梁山好漢殺人、食人時的不同凡響、敢作敢為，凸現其超越世俗的「形象」。越是血腥、殘忍，則越是英雄、越是好漢—這是《水滸傳》英雄敘事的重要邏輯之一。
《水滸傳》在描寫梁山好漢食人情節時，都為之設立了「正當理由」：一是為了謀生，如張青夫婦「以此度日」；二是為了梁山事業，如朱貴酒店；三是為復仇，如宋江割炙黃文炳。但細加推究，僅僅為實現自己生存或復仇的需求，就殘無人道地食人，以剝奪他人的生命為手段，來追求自己的「自由和需要」，這種追求就失去了人性的必要規範。對這種人性失範，作者表現出的傾向性並沒有超越梁山好漢「草莽強人」對於人性的認識，這不能不說是《水滸傳》人性觀念的缺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