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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夫林 資深評論員
溫家寶總理提示香港要「更好地解決一些深層次矛盾」，在香港社會引起熱議，有意思的是，溫總理元旦前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又一次提到「深層次問題」，不過這次他說的不是香港而是內地，雖則如此，對香港更好地研究解決深層次問題仍具啟示意義。
2003年10月24日，溫家寶總理考察三峽庫區移民安置工作，途中來到位於庫區腹地的農村看望鄉親，一位名叫熊德明的農婦向溫總理反映，她在城裡打工的丈夫有2000多元工錢被拖欠了一年，影響孩子交學費，溫總理親自過問此事，使熊德明一家當天晚上就拿到了被拖欠的工錢。總理親自為農民工追討欠薪成為轟動一時的新聞，有關問題遂引起全社會的的廣泛關注，各地迅速展開清理拖欠民工工資的行動，幾個月時間全國清欠達200多億元。
中央解決深層次問題的生動例子
談到當年為熊德明討工錢，溫總理說：「我幫助她討薪這件事，實際上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我更注重研究的是制度問題，現在我們已經開始研究涉及農民工的深層次問題了。」接着，溫總理介紹了中央最近決定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思路，讓那些常年在城裡打工、有固定工作和固定住所而又沒有戶籍的人融入城市，和城裡人一樣工作和生活。溫總理指出，這項工作是我們國家加快工業化、城鎮化步伐的需要，意義重大：從經濟上來講，可以增添我們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擴大內部的需求；從政治上來講，可以使農民工享受到與城裡人平等的待遇。
從幫助農民工追討欠薪，到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是中國政府研究解決深層次問題的一個生動例子，這個例子至少給我們提供了以下三點啟示。
深層次思考 拿出大決斷
第一，解決問題不能停留在表層次或淺層次，要善於由此及彼、由表及裡進行深層次思考。農民進城打工不能按時拿到工錢，當時在內地是帶普遍性的問題，由此釀成的群體事件也時有所聞，需要政府介入加以解決。然而從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全局看，農民工被拖欠工錢是屬於表層次的問題，用醫學上的話說，這是已經顯露出來的「症狀」，高明的醫生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是找出引發症狀的「病因」，標本兼治。總理為農民工討欠薪曾引起內地社會各方面的反思，有人從為農民工服務的角度，強調追討欠薪不應當是個人行為，各級政府責無旁貸；有人從「維權」的角度，指出要形成保護農民工權益的長效機制；也有人從貫徹落實《勞動法》的角度，認為問題出在有法不依。這些分析顯然都不錯，但溫總理着重思考的是更深層次的問題，即中國現行的城市農村二元戶籍制度。這種制度將國人從一出生就分作兩類，形成不平等的社會權力與國民待遇。如果不從根本上加以解決，欠薪問題也許沒有了，還有農民工在城市的住房問題、社會保險問題、子女上學問題等等。顯然，只有解決了深層次問題，一系列表層次問題才能迎刃而解。
第二，要以改革和發展的觀點思考和解決深層次問題。針對大批農民工進城衍生的矛盾和問題，按照不同的思路可以提出全然不同的解決辦法。2005年北京市兩會上，有一位政協委員提案主張建立「北京人口准入制度」，該委員認為外來人口素質低，無序湧入城市阻礙了城市的發展，也引發出一些社會問題，北京的發展並不需要這些人，建立人口准入制可以讓這些人離開北京。這份提案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彈，被指是對農民工的人格歧視和經濟歧視。提案者的初衷也是想解決問題，建議也涉及到制度問題，然而折射出來的不是改革和發展，而是停滯和倒退，同溫總理解決深層次問題的思路背道而馳。
第三，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的解決需要管治者運用大智慧，拿出大決斷，是對管治者膽識和魄力的考驗。深層次問題往往屬於歷史的沉積和傳統的痼疾，解決起來決非易事。中國的二元戶籍管理制度始於上世紀50年代，90年代初國家曾考慮對其進行改革並草擬了總體方案，然而十幾年過去，改革步履蹣跚，原因是二元戶籍制度形成的社會利益分配格局錯綜複雜，大量的社會經濟政策都附着在這一制度之上，改革的阻力相當大。現在中央已經下決心解決這個深層次問題，我們不妨抱持樂觀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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