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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的香港中環。 資料圖片
任 方
認識兩年以後，鄭先生由於工作需要，調回香港，回到香港後他曾給我們寫信，看着貼上英女王頭像郵票的信，我們覺得香港神秘而又親切。鄭先生的信很簡單，都是家常，但我們總是一遍又一遍地唸，他說換了在馬來西亞的新工作，薪水還高一些，是紡織廠，勞動也輕鬆一些，可以用粵語交流，變通了許多。我們就這樣信來信往的，直到最後一次他來信，說家裡要在荃灣買新樓，地址就要變，請我們等。我們等啊等，後來因故去德國，在當地辦理了轉信手續，但到了德國，回了中國，再去了美國，就一直沒有再能與鄭先生聯繫上。二十年過去了，只知道鄭先生搬進了在荃灣的新屋，那也是1991年的事了。
2009年，在這個認識鄭先生二十年的年份，差不多也是那個月份，我第一次來到了香港。在福田過關，從落馬洲乘坐地鐵。在地面行駛時，我睜大眼睛觀望，撲面而來的是和我想像中又相像又不相像的香港景色，有山、有樹、有縱橫的橋和高樓，潮濕和擁擠隨着每一站的停靠不斷地向我侵來。地鐵中的人和上海一樣多，一樣擁，只是好像沒有搶位子的姿勢。在油麻地轉地鐵，被湧上車，擠得喘不上氣時，我幾乎要衝出，但啟動後車中喇叭傳出的悅耳報站聲讓我立即安靜了下來，為何上海的地鐵不會發出這樣的聲音，訪港的大陸代表團這多年來好像沒有少過，難道沒人注意到過這個細節？在中環再次換乘地鐵，然後就開到了荃灣。
二十年後，我終於來到了鄭先生所在的荃灣。高樓林立，鄭先生在哪一棟呢？
街面上就一派香港的氣象了：樹蔭、小街、滿街豎起的招牌。我走過洛杉磯、舊金山、波士頓、紐約、巴黎、威尼斯等地的中國城，那裡的中國城都呈現着香港的風貌和氣氛，甚至招牌和門庭的裝飾都一樣。還有小吃店、餛飩麵、腸粉，我暗暗地笑了，當年鄭先生在非洲的小城給我們講這些美食時，在灼熱的非洲，聽着雞絲餛飩麵我們甚至都流過口水。在荃灣我走進了一家小吃店，要了魚片粥和炸腸粉，我細細地品粥，希望在其中品嚐出當年和鄭先生一起吃飯的味道。
我出生、成長於大陸的北方，成年後在北京和上海分別生活過十年，目睹了開放以來中國所發生的日新月異的巨大變化，從吃飽，吃好到穿暖穿好，大陸人的概念也在港人眼中從戲謔的表叔變成了赴港扶貧團，在九龍、在銅鑼灣、在中環的許多名店，大陸人的眼中沒有了四處張望的好奇，也沒有了寒酸地仰頭四望，指指點點。香港的連卡佛甚至沒有上海淮海路的那麼光鮮奪目，中環也似沒有淮海路的榮華喧騰，然而香港人的低調和內斂卻給了我另一種內地缺少的奪目。
在小點心店，我看到一位四十多歲的先生腋下夾着報紙靜靜地邁進，他細聲地要了粥，然後擺開報紙，在他開始喝粥以前，他拿起桌上的胡椒瓶，往碗裡噴灑前，他用另一隻手蓋着已傾倒的瓶子，然後慢慢地抖動。一個如此細小的動作，讓我一驚，他是怕胡椒粉會撲出飄向桌子對面和他一樣的食客。而在同一個時間，鄰座坐着兩對兒嘰嘰喳喳的夫婦和孩子，從言語和裝扮可以猜測他們定是居於中國大城市成功的高科技人才，有一位先生胸前甚至還掛着公司的工作吊牌。他們差不多點了小店裡的所有東西，店裡的代價是每份東西要配一個空盤或碗，粥一碗要分成兩碗，兩家吃，腸粉油粿也要分成兩盤，連一碗湯粉也要均分後才送上他們桌。最讓人不可思議的，是其中一位太太對小店一個講純熟普通話的香港人感了興趣，以致他們開始為侍應生是哪裡人打賭。我聽到這位太太大聲地叫「喂，侍應生，對就是你，你來。」老闆和侍應生都莫名其妙地走上來，以為什麼東西出了差錯，然後這位大陸太太開始說，「他說你是大陸人，我說你是香港人，我們打了賭。你到底是哪裡人？」由於語言的障礙，香港老闆的臉上顯出莫名其妙，而那位侍應生則感到非常尷尬。我選擇了逃跑。
我曾將網上拍來的記錄上世紀七十年代張貼在商店和肉舖的小標語「嚴禁隨地大小便」，「嚴禁打人罵人」講給八十年代出生的侄子們時，他們驚詫不已，然後爆發出前仰後合的大笑。對於那個時代過來的我們這代人，現在看着那些標語雖有恍如隔世的感覺，但我們知道那並不是天方夜譚。我如果將在這家小店的故事再講給他們，沒有耐心的他們應該爆出「打出去」的話語。
大陸人遊香港，大部分都是掃貨。在各種店裡看到同胞不眨眼地狂掃名店，扛着滿袋的名品排隊入關，真有揚眉吐氣的感覺。想想當年我們遇到鄭先生的1989年，他的年薪也有10萬美元，還有帶薪帶報旅費的一年兩次休假和一年一次世界免費旅遊。依稀記得他的洗手間裡也擺放有CK的香水和Clark堅實的皮鞋，但始終都沒感到過他身上有任何的鼓噪與喧嘩。
當我在凌晨的海鮮市場走，看到一家魚店的老闆拿着掃把將路旁她家和鄰家店之間的垃圾掃向自己門前，然後用簸箕收走；在遊船上看到內地來的人在大聲討論掃蕩名品的經驗，我都皺起眉頭，而一個當地婦女面帶着從容和理解；在十字交叉路口，看到地面上用油漆刷在兩個方向的手工提示：左視而行，右視而行；在一些背街甚至非常窄小的巷子前，看到秘而不宣的警察在指揮車輛的出入，保持擁擠中的井然時，我感覺不論這些出自於政府或民間，這些表現都體現了一種求實、內斂和簡樸的文化，都可以讓我想到樸實無華的鄭先生。
二十年過去了，鄭先生不知身在何處？我只能在荃灣走來蕩去。我希望鄭先生還在世界的哪一處兢兢業業地從事他認為值得付出的一樁工作。現在他也許不會再為了兒女的學費而賺那份工資，但無論為了什麼，我相信他都會同樣認真，同樣樂觀，同樣不卑不亢地經營自己選定的工作。或者他已經賦閑在家，在荃灣我所能望到的哪一幢高樓裡和妻子朋友在搓麻將。我堅信他一定不會忘記我們，因為我們和他的友誼是建立在那麼一個天涯之地，在尼日利亞一半沙漠、一半草原的邊陲小城，1989年那個小城的市內電話甚至都不暢通。希望他想起我們時，不會覺得我們是離開了那裡，去了美國，賺了錢就將他忘了。即便這樣，我知道，他也不會憤憤不平，因為他不是希冀我們記住才認識和給我們提供幫助的。
去香港，僅僅兩天，由於聖誕期間遊人太多，我們入關、出關排隊就花去了3個小時，兩天中，差不多大半天時間我都躑躅在荃灣，希望這樣的堅持可以將我的思念和祝福送給鄭先生。
在香港街頭流連，能感覺到已變得有些衰敗的香港那種特有的文明，好像杜甫筆下的春雨，「潤物細無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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