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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乞兒》在內地的宣傳攻勢較香港更盛。
文：武俠
由台商郭台銘投資，香港郭富城主演，旅美華人姚樹華執導的華語電影《白銀帝國》，影片集三地之力打造，「做工」精美，日前終於登陸香港。
政府官員苦口婆心相勸，不建高鐵，香港勢被邊緣化。
從文化角度看，香港早已被邊緣化了。一齣內地版影碟早已在店舖擺賣多時的《白銀帝國》1月28日才在本港上映，文化邊緣化的過程，已經完成。
《白銀帝國》以山西票號天成元興衰為主線，天成元東主康老爺有四名子嗣，然而四子因為妻子被擄受辱而成為瘋子，最倚重的二子意外成了癱子，長子是聾啞人，只餘下向來不受寵愛的三子。康老爺不得不把重責放在三子康三爺身上，並以自己為榜樣，要康三爺繼承家業。然而康三爺在票號應如何發展的方向上與康老爺相悖，甚至堅持起用能幹的戴掌櫃成為大掌櫃，而不是父親所選的聽話的邱掌櫃。
兩代權力轉移
影片談的是家族傳承的問題。康家四子中誰能夠繼承家業，本來是一個難題。不受寵的三爺早已得知繼承家業的將不會是自己，因此向來過着放浪的生活；一旦自己不得不擔起重責，卻因為營商手法及理念上與父親的出入，而陷入矛盾之中。
康老爺傳授的馭人之術，是極具心計的管理法。在各地分號的掌櫃當中，因為私放高利貸的邱掌櫃被放逐到鄉下耕田吃苦，過一段時間，康老爺帶着三爺迎接邱掌櫃回票號工作，他的理由是：嘗過苦後，邱掌櫃從此之後便會對將他從貧苦中解放出來的康家忠心耿耿。三爺不知道這個理論是對是錯，但卻不以為然。他知道康老爺一心想讓能力不足，但聽教聽話的邱掌櫃當上票號大掌櫃，三爺卻賞識北京分號的戴掌櫃，於是父子二人在大掌櫃人選上再次出現分歧。
觀眾若以為這只是一個人手任命的問題，那便看得粗疏了。戴掌櫃不被康老爺賞識的原因是能力太強，一旦成為大掌櫃，繼承家業的三爺將無法駕馭；能力不足的邱掌櫃卻是易於駕馭的人。三爺除了想讓戴掌櫃掌權，心中盤算的則是票號的長遠發展。他帶同戴掌櫃了解外國銀行的運作，吸納平民存戶的作風，一改票號專服務大戶及官府的規矩，使票號深入民間。
更重要的一點，影片中若有若無地點出：康三爺把天成元的總號改在北京。
這個在片中略提的細節，所標誌的不僅僅是天成元總號的遷移，還包含兩個含義：一是掌權人正式從康老爺移至康三爺身上。遷總號之前，康老爺是天成元的最高話事人，所有人事的任命都由他決定，包括提升邱掌櫃還是戴掌櫃。片中還有一個小細節，康老爺暗訪北京分號，私下與戴掌櫃會面，並表示希望收戴掌櫃為義子。這麼一個不起眼的細節，反映出康老爺因循舊有的思想，希望藉收納戴掌櫃為義子，而免出現將來難以駕馭的問題；相反，康三爺則對戴掌櫃明確表示，盡量放膽去做。總號遷至北京由戴掌櫃坐鎮，正是兩父子權力移交的象徵。
其二，總號設在北京亦反映出票號整體經營重心的改變，當中影響最大的，是整體金融中心的東移。北京分號後來一両開戶，吸納普通百姓成為票號的存戶，這種模式亦成為各地分號的模範。
雖然影片中所探討的並不是東西經濟重心的轉移，然而片中的這個小情節，卻真實地反映出現實生活中經濟重心的改變。政府官員逢談及與內地的融合事宜，必論及邊緣化問題，當中所牽涉的，亦如片中所指出的，是重心傾斜的問題。
市場才是話事人
《白銀帝國》中將票號的總號從山西搬到北京，現實生活中，曾經叱咤一時的香港電影業，重心亦從香港挪到內地，若從電影業發展這單一議題討論，如今再說甚麼邊緣化問題已沒有意義，因為香港電影業的邊緣化問題早已完成。
列舉最簡單的例子，市場重心的轉移，香港市場不再是最重要的，於是諸多影片都選擇在內地上映後才輪到香港。《白銀帝國》去年八月中已在內地上映，香港觀眾得遲至一月底才得以在大銀幕上看到此片。再早一點，別說大片如《畫皮》（內地2008年9月26日上映，香港2008年10月2日上映）、《葉問》（內地2008年12月12日上映，香港2008年12月18日上映）、《梅蘭芳》（內地2008年12月12日上映，香港2009年1月1日上映），其他大中小型影片，如《長江七號》、《家有囍事2009》、《功夫無敵》、《鐵三角》、《江山美人》、《竊聽風雲》等，內地映期較香港平均早約一星期，連香港「特產」的麥兜，前作《麥兜葱噹噹》，內地2009年7月24日上映，香港則要等到8月13日才與觀眾見面。
映期誰先誰後，最直接反映的是市場才是大哥。於是我們不必詫異今年的賀歲鉅片，均採取先北後南的放映策略，如《孔子》（內地2010年1月22日上映，香港2010年1月28日上映）、《蘇乞兒》（內地2010年2月9日上映，香港2010年2月11日上映）、《錦衣衛》（內地2010年2月4日上映，香港2010年2月11日上映）。相較之下，《白銀帝國》在內地已推出影碟才在香港上映的例子，只是大潮流中的其中一環罷了。
但在市場為尚的大潮下，香港便不得不被邊緣化了。或許，一心以為可藉交通與基建的落成避免香港被邊緣化的官員，並沒有留意到越是快速的基建，越是加快香港從業員北上「開工」，這亦意味着本地再也無力／無法提供工作環境。如果香港昔日被稱為「東方荷里活」，但很抱歉，荷里活的模式是儘管電影可以在全美甚至全球拍攝取景，但全世界優秀的人才，都被吸引到荷里活去了；香港這個「東方荷里活」在華語電影崛起的大勢之下，卻不具備吸引優秀電影從業員來港工作的條件—不要告訴我經專才計劃移民來港的著名電影人有多少個，他們並不是為了來港工作，而是為了到其他地方工作—加上內地資金泛濫，拍片的，投資的，紛紛離開香港這個舊日繁華的電影之都。
香港政府成立「電影發展局」，意圖振興本地電影工業，如去年7月到內地推廣「香港電影New Action」及舉行「京港電影合作商談會」，但商談或推廣，會前會後所見，更像是電影人北上的見工會。
現在談邊緣化問題？是的，太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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