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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二代與富二代形成鮮明對比。 網上圖片
吳小彬
今年2月，山東省新泰市提拔了六名副局長，一名法院副院長，這七人多為上世紀八十年代生人，最年輕者僅23歲。此事引起網上熱議和不少質疑。
質疑的焦點是如此年輕就得到提拔，有人還連跳三級，不合常規的晉陞後面，是否存在特殊家庭背景及「貓膩」（編按：北京土話，即黑幕）？果不其然，不久有網友爆料，這些人多是當地政府和組織部門領導的兒子或兒媳。
面對鋪天蓋地的指責，幾位新官辯解說自己並非官二代，其父母都是農民。
農民後代的自述
然而，常識告訴我們：在當下中國，一個農民的子弟，即使唸了大學，這樣年輕就被擢升，可能性微乎其微。
來看一個名叫楊光的網友的帖子。
—我生於1985年，2008年大學畢業。父親年輕時外出打工，做建築修橋樑，後來得了重病，不能再當工人了，便在家種菜，起早貪黑地挑到集市上賣。
大學畢業後，我帶着女朋友回四川老家，在縣城一個傢俱公司找到工作，每月領着千把塊錢的工資（這是我們那裡本科生工資起點水平）。
兩千多塊錢，兩個在外打工的大活人，就算再怎麼省，也不可能存下多少的。我們確實有過存錢買房的念頭，後來發覺這個想法天真可笑，因為生活不可能一直風平浪靜。
去年夏天，父親因為急性闌尾炎住了醫院，醫生要求交三千塊錢的押金，母親拿不出來。那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生存狀態啊？辛勞了一輩子，幾千塊的救命錢竟然拿不出來。要不是剛好我和老婆省下四千多塊錢（本來打算等再發工資就去買摩托車的）給解了燃眉之急，那又會出現什麼事？又或者我倆存的錢不夠，那樣是不是意味着我們兩個本科生要到處求爺爺告奶奶去借錢？
多少個夜晚，我會莫名地感到憤怒，為什麼我的父母要忍受貧窮？為什麼我們要接受世襲的貧困？難道我還要將貧窮當作「遺產」傳給後代嗎？
富與貴的承繼
網上流傳着關於窮二代的18條標準，前六條是：一、在各種「拼爹」（比拚父輩的社會地位和實力）戰鬥中失敗；二、感到當農民工和大學生區別不大，於是放棄高考；三、別人說家裡錢不是問題，你說問題是家裡沒錢；四、寒暑假到田裡收莊稼或在城裡打工掙學費；五、有當城管的想法，可保護天天被驅逐的父母；六、經常有扼住命運喉嚨的衝動，但每次喉嚨都被命運扼住。
與窮二代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富二代，一廣州大學新生「炫富」，發帖詢問「大學城哪裡可以加油？我的車是寶馬MINI」。幾年前，輿論對富二代的關注集中在他們能否承擔家族事業的重任，從而打破「富不過三代」的魔咒，杭州發生胡斌飆車撞人致死案以後，人們開始把愛鬧事、愛擺闊、愛享樂與富二代畫上等號。
但這些人顯然不代表富二代的全部，1981年出生的汪小菲，就很銳意進取，他現任俏江南集團執行董事，負責集團的海外業務及時尚創意。其母張蘭，並不像多數中國第一代富豪那樣將家人雪藏。事實上，汪已經領導創建了俏江南旗下兩大品牌：針對商務人士的高檔奢華會所「蘭會所」，和針對年輕時尚人群的概念品牌餐廳「SUBU」。
不久前，汪小菲剛剛做完一份給紐約新世貿中心的標書。他看中的是這座在原世貿中心遺址上重建的摩天大樓的第101和102層。「其中一層做LANCLUB，是半會員制的；另一層做俏江南—我要把中國最好的餐廳開到美國最好、最高的地方，把中國飲食文化的精髓傳播到世界。」
汪對這個項目志在必得，其開闊視野和創新精神不由人不欽佩。與之相比，以新泰市幾位新官為代表的官二代們，就顯得只能依仗父輩的特權，寄生在保護傘之下了，從踏入仕途起，他們就受到百般關照，有着平民子弟無可比擬的機遇和發展空間。
階層固化和阻隔
我們看到，窮人與富人和尊貴者相比，最大的劣勢不是金錢太少，不是學識和文憑低，而是家庭背景不深和社會地位太差。
楊光的困窘，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父親只會種菜，沒有辦法把他安排進政府部門；汪小菲的商場馳騁，得益於其母的財富積累和公司實力的支撐，如果沒有這個支點，他即使再有商業天才，怕也是沒有施展機會的；同樣，山東省新泰市的幾位新官，如果不是父輩的庇佑和提攜，肯定也正與多數同齡人一樣在低級別的職位上耗費青春，怎麼可能年紀輕輕就「春風得意馬蹄疾」？
在一個依然處在政治和社會轉型前夜的國度，在一個「大同不興，人皆親親」的人倫環境裡，在權力尋租腐敗頻生的當下，價值體系和道德評價標準是嚴重變形與扭曲的，人心是自私、勢利和粗蠻的，正常的社會流動是受阻的。
經常看到有人撰文讚嘆，在西方發達國家，公民普遍具有平等觀念和維權意識，人們愛整潔懂環保，遵章守法，貧富差距不大，一派祥和景象。回頭看中國，會發現，在這片大地上，窮人窮得沒有道理，窮得不應該，不是窮人不勤勞，不工作，而是即使勤奮工作了，他也無法富裕。而富人，許多的富人，富得也沒有多少能夠擺上桌面的理由，拋開對權力的賄賂和收買不談，什麼假煙假酒、摻雜了可疑物質的奶製品、鑽政策空子套取國有資產、操縱市場抬高樓價，凡此等等，都是誰人所為？以見不得陽光乃至非法的手段積累起來的財富，經得起社會道德的質問嗎？這樣的財富傳給了後代，後代人需要多深的修養、多少德行和多大的改造工程，才可以將其洗白？尊貴者，其尊其貴更是虛枉得很。不少人的官職並非因為工作業績得來，他們的陞遷，多與德、才、識無關，無非靠請客送禮和行賄上司。他們也利用職權撈取了足夠多的好處，這些好處使他們深知，還是讓子女沿着自己的足跡接着當官才好。近年來，常被指為既得利益者的大大小小的官吏們，維護自身地位和利益的自覺性空前提高，其主要表現方式就是相互安排提拔他們的子女，藉以實現權力世襲。
早在百多年前，英國學者梅因（Main）就這樣概括人類歷史的走勢：「所有進步社會的運動，都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過程」。而整整40年前，為反對猖獗一時的「血統論」，北京青年遇羅克獻出了自己的生命。想不到，我們今天面對的現實卻退步為「從契約到身份」，即從現代以來的契約平等復辟為中世紀不平等的身份世襲。我們更想不到，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雖然在諸多方面取得了成就，但在人們為前途、尊嚴而奮鬥的時候，血統和家庭出身的重要性卻並未隨着時代的進步而減弱。
我們面對的社會格局、階層固化與阻隔，讓多少平民子弟前程無望，心灰意冷？
這樣的貧窮遺傳、財富承繼和權貴接力，如果不及時改變、修正，還會延續多久呢？難道不會釀成道德崩壞和人道災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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