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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飄泊者，如一葉孤舟，何時才能到達家的彼岸？網上圖片
陳曉鳳
一位哲人曾說，沒有家，就沒有文明。我母親的保姆小江回家探親，我送她去北京六里橋長途汽車站。小江一身漂亮的新裝：嬌艷可體的紅色羽絨服，別致的紅帽子，窄窄的牛仔褲，白色旅遊鞋；她臉色紅裡透白，眼睛炯炯有神，拖着嶄新的旅遊拉桿箱，猛然看上去就是個城市時尚女性，哪兒像個年過36歲，有仨娃的甘肅農婦？現在她還學會了幾百個漢字，會用手機發短信。一年半前小江剛來時，卻是土裡土氣、又黑又瘦，神情怯怯的，吃飯時總張羅給別人盛飯。
在銀行給老家匯去遠多於種地收入的打工積蓄，箱子裡是買給孩子們的新衣服、MP3等，小江有點兒「衣錦歸鄉」的味道了；然而這一切的代價是，她有一年半的時光與家人兩地分離，見不着三個尚未成人的孩子，田裡家裡的活兒都丟給老公和年邁的公婆。在那漫長的離別中，她只能與老公、孩子們在電話裡互訴思念之情。小江的公婆本來就不贊成她出來打工，總在勸說小江回去，去盡妻子、母親、兒媳的義務，是小江不斷寄錢回家，才勉強撐着幹了一年半。雖然我母親離不開賢惠、勤勞的小江，雖然有小江在為我們當兒女的省了很多事，可我總在想，小江自己的家離開了她，還算是個家嗎？這次小江春節回家，本以為她在家人反對下不會再回來了，可剛過完正月十五，小江就打電話來讓去長途車站接人，她不顧家人反對，竟堅決地回來了。我想，小江出來打工，大概已不單是為給孩子賺學費，而是她自己已不願離開城市，不願回到閉塞的村子，花一分錢都得向公婆要，在鍋台邊、田地裡耗掉一生。她回家的那一個多月裡，除了盡主婦義務外似乎也沒閒着，短信基本消滅了錯別字。她正從一個安於受苦的農婦，變成一個想改變命運的人。小江在城市已建立了自己的社會關係網，與社區的其他家庭服務員、保安、保潔、還有在北京打工的很多甘肅老鄉，都有着頻繁的交往，互相交流信息，互相幫助。這意味着她正走出封閉，即使不當保姆，還可能在城市有其他就業機會。小江積極地認字，也是為能繼續留在城市，從前她連公交車站牌都不認識。
環顧四周，發現有很多離開鄉下的農村婦女，都是既在城市扎不了根，又不願再回農村，就那麼飄泊在城市與鄉村之間。尤其是從甘肅等西部貧窮偏遠之地來的保姆、護工，有的兩三年甚至更長時間才回一次家鄉，有的為了省錢，有的就是不願意回去。有當媽的出來時孩子太小，回家後孩子已不叫媽，除了給錢之外，她們跟孩子竟也不那麼親了。小江的小姑子小羅也是個年近40、有三個孩子的農村母親。身材高挑、容貌秀麗的她，自出來打工就很少再回家，在北京已經呆了8年，有時春節都不回。第一次見她，是看她在醫院走廊裡打手機，當時她剛來北京不久，護理危重病人常一夜不合眼，很受病人歡迎，後來跟着一位病人回家去做家庭服務員。幾年裡，小羅當過護工、保姆，現在一家博物館當保潔員，勤勤懇懇地很受領導好評。單位只管住宿和一頓中飯，小羅住八人一間的集體宿舍，早晚兩頓都在外邊買燒餅吃，有時買一根熟腸和一根大蔥一夾。除了博物館的活兒，小羅還利用早晚工夫當小時工，同時打三份工。現在她跟老家的聯繫，更多就體現在寄錢和東西上。這個春節她沒回家，托小江往老家帶的編織袋足有一人多高，重得我跟小江兩人搬都費勁。袋裡除衣服等日用品外，還裝着酒。小江說起當年她跟小羅一起住在窯洞裡，各自哄自己那幾個哭鬧不休的娃時，我就想，小羅肯定不會再回那窯洞了。她的三個娃和老公現在過得如何，我不知道，自然也與小江的家一樣；一個缺了主婦的家，又能有多少溫馨呢？這姑嫂二人的命運竟然一樣。
小江春節後離家返京時，三個孩子抱着她哭成一團，不讓走，最後給孩子們每人塞了100塊錢才鬆手。正月十五剛過，甘肅到北京的長途車上就擠滿了農村婦女，有的村婦都四五十歲了也要出來。司機說：「看你們這些女人，就要往外跑，老公也不要了，孩子也不要了！」小江說，她們村很多人家都只剩下男人在種地，照顧老人孩子，很多人家地也不種、豬也不餵了，到處一片荒涼，春節菠菜都賣到7元錢一斤。
因為窮和地位低，西部農村婦女日子過得很苦，所以她們一旦進城就更難再回頭。有位相熟的女士說，照顧她母親的甘肅保姆春節回家後，她照顧患老年癡呆的母親疲憊不堪，天天盼着保姆歸來。那位保姆來北京後是兩年中第一次回家，出來就為給兒子掙學費。我想，若不是農民窮，就沒有如此興盛的保姆業。現代城市人家的舒適，背後是農村傳統家庭的解體。這犧牲是自願的、市場化的，也被當成社會進步的象徵。
那些中年農婦何時歸故里？大概是幹不動的時候。那時家鄉能給她們一個有尊嚴的老年嗎？認識一位山東籍的老保姆，她在北京幹到70多歲才回家鄉，卻無兒女肯給她養老，晚景很是淒涼。還有位老保姆回家後對已遠去的親情寒了心，索性又回到僱主家終老。
相比那些已完成人生義務的中年村婦來說，從鄉裡出來的年輕人，命運有時更飄泊不定。我母親的前任保姆是位山西農村姑娘小嚴。她的父親去世後母親改嫁，爺爺奶奶靠幾畝薄地把她養大。16歲時親戚介紹她來我家做事。來時水土不服上吐下瀉，病了好些日子，說是北京水苦空氣也髒，哭着想家。
可接下來的幾年裡，小嚴迅速適應了城市生活，家務幹完就靜靜地讀書，讀遍家裡的世界名著、人物傳記。再有工夫，就幫着幹電腦上的活兒，很靈巧地就學會了使用先進辦公軟件。6年後，她已成了個舉止大方、着裝頗有品位的姑娘，要不是帶着口音，幾乎看不出來自農村。考下車本、會計證後，我嫂子便利用工作關係給她找了份在民企當文秘的活兒。試用後老闆說，這姑娘哪兒是保姆，分明是個很合格的文秘嘛！女大當嫁，小嚴不再當保姆就為了好在北京找對象，可就因她是農村戶口，相過親的小伙子都沒了下文。雖然每年春節小嚴還回山西，可我明白家鄉風景再美，她也不可能再去住爺爺的破窯洞。最近她爺爺去世了，留給她幾塊古老的銀元，她把這「遺產」連同有多年打工積蓄的存摺，都寄放在我母親家的保險櫃裡。她說，住集體宿舍哪兒有地方放個人財物？飄泊在北京的她，何時才能有自己的家？好在小嚴剛25歲，靠着年輕、節儉與勤奮，大概比小江有更多機會。聽小嚴說，她們村來北京打工的姑娘，多數都在北京找不到對象也不願回家。為了生存，有位姑娘已在北京與老闆同居了。現在村裡只剩下孩子和老人，年輕人基本都出來了。小伙子還有回家娶媳婦的，進城的姑娘卻多是回不去，留下難，有業無家，前景渺茫，成為飄泊在城與鄉之間的邊緣人。古人云，在家千日好，出門處處難。我想，若是與北京相比，小嚴、小江們的家鄉不是那麼窮，若是在家鄉就能體面地成家立業，她們為何要飄泊在異鄉？小嚴們飄着尚能「一人吃飽全家不餓」，小江們的背後卻是一個個塌了半邊的家庭。她們認為「合算」的犧牲中，是真實的辛酸與無奈：孩子過早失去母愛，老公成了孤獨的留守丈夫，年邁的公婆要撐着沉重的勞動。城市人對農民工再友善，也還不了他們一個完整的家。
飄泊者，何時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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