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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淑賢
張愛玲說：成名要早。在香港，要加一句：死得要遲。龍剛就是人辦。最近因為當局舉辦回顧展而再引起話題的龍剛，因為夠長命終於等到吐氣揚眉的一天。當人人都見過沙士的厲害，當人人都講環保和反核，龍剛就變了大家不能不認的「先知」和「世紀闖將」。
如果你去電影資料館看他的回顧展，至緊要看他訪問的最末一段。當主持人問他對香港電影資料館有甚麼看法這種十分「行貨」的「抽水」問題時，身經百戰、年近八十的龍剛突然哽咽了好一回，才說得出答案。其實他答甚麼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竟會悲從中來，足見那個時代對他的不解是多沉重。
龍剛之所以是「先知」，並非他有特異功能，其實是有方法有methodology的，在上述的訪問中，他就說得很清楚。除了要有探討問題的興趣外，一旦決定一個題材，便必須做足research，沒調查研究就沒發言權。舉個例，在探討釋囚問題的《英雄本色》裡，有一場戲講大探長龍剛與釋囚協會幹事嘉玲，談到釋囚工作的「成本效益」。大探長說，根據統計數字，每千多個犯人中，有九百多個都會犯罪三次以上，言下之意是釋囚工作成效不彰。然後探長又說社會沒那麼多資金投放在釋囚身上，嘉玲則反駁說，監禁囚犯每個要二百元開支，但幫助釋囚只需一百元。這種well researched、有來有往的文戲其實很精彩，在西片和英美片集也很普遍，可惜近年已不重視劇本的港片，已很難再現這種風采。
除了調查研究之外，在香港要做「先知」，不二法門就是放眼西方，因為我們比人家發展遲。西方今天的路，就是我們明天的路。大家回想，七十年代，香港人不知道外國年輕人在反核嗎？我們的大中學生，沒機會讀卡繆《瘟疫》這小說嗎？香港資訊言論自由，人人都有做「先知」的客觀條件，四十年來卻只出了一個龍剛，看來是我們出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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