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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洪永起 圖：李卓賢攝、受訪者提供
中文大學翻譯系榮休講座教授金聖華最近有新書出版。
「我將會主力寫作。」坐在中華遊樂會的coffee shop裡，她把一個「將」字說得特別重。
譯了多年書，寫了不少翻譯理論的書籍，儘管同時亦有創作，翻譯始終是她的「本行」。
但金聖華早年一心入讀外文系，跟隨白先勇等人的足跡，成為一名文學家。偏偏冥冥中注定走上翻譯的路。
「但我喜歡譯文學作品。」畢業後在亞細亞石油氣公司工作，譯「丁烷氣」，接觸到的都是專業的字眼。
很難相信一個喜愛文學的人，會安於與丁烷打交道。
「我喜歡文字。」在記者以為應該枯燥苦悶的翻譯工作中，她自得其樂。
相約在中華遊樂會的coffee shop做訪問，金聖華早早便已到了，坐在最接近門口的桌子上，大概是方便記者第一眼便看見她，不用在咖啡店內「盲摸摸」。記者帶着她的新書《友緣．有緣》，提起裡面寫到的人物，楊憲益、楊絳，都寫得動人。
後來，她說：「我越來越希望像楊絳那樣，不需要很華麗的文字，但可以很溫馨、很平易，最觸動人的都是這樣的作品。」
撇開在石油氣公司的「譯作」，「我現已沒有興趣再去譯一部洗衣機的操作原理，也不需要靠那些吃飯。」她說，當年的工作是好玩的，除了翻譯，也要做編輯工作，訪問同事，辦公司內部的小刊物，與喜愛的文字為伍。但金聖華醉心文學翻譯，也愛創作，自童年接觸《捉放曹》、《薛仁貴征東》、《紅鬃烈馬》等劇本開始，已種下與文字的緣分；後來在台灣讀中學時遇上《三劍俠》、《基度山恩仇記》等，為她打開另一個世界。
「讀外文系是想做文學。很多出名的作家都是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我想做作家，加上當時外文系要難考得多，當年我考入崇基，入學試中文是全班最好。老師都成天想我轉中文系。」老師最終無功而還，她卻精通中英兩語，「自自然然成為一個翻譯。」後來學懂法文，能接觸的世界變得更大更闊。
她本來是要跟隨白先勇的足跡的。「考入台大外文系，但父母不讓我到台灣讀書，結果沒有去。」她的爸爸是費穆電影《孔夫子》的投資者、製作人金信民。
「後來我和白先勇說，如果到台大去，就成了他的先後同學。」做不成先後同學，金聖華亦從此走上另一條類似的文學之路。
她積極推動香港的翻譯工作，參與建設中文大學翻譯系的成立，創辦翻譯獎學金，辦學術活動，寫下多本與翻譯有關的理論書，1997年獲授英帝國O.B.E.勳銜，便是她在這方面工作的肯定。
「每次翻譯都很難，下筆之前你先要定一個調子。」金聖華第一部譯的書是《小酒館的悲歌》（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e，作者Carson Mccullers），「就算你很喜歡那本書，在譯的過程中，都會覺得如果我用中文去表達，可以更加簡潔。但你不能夠重新寫，一定要跟原著。」她曾經形容那是一個雖苦猶甘的過程。
「做翻譯你和作者要有心靈溝通，明白作品說的是甚麼，然後介紹給本國讀者，他們是通過你的介紹來認識這位作家的，你不能添油加醋，而是還原。」
「第一次看見譯本出來，很高興……不論是不是譯作，每次看見自己的作品變成一本書，那種感覺都很好。」
金聖華譯《傅雷家書》及其他函件，「第一批信是家書，他用英文和法文寫給媳婦的，我全部用白話來譯—因為是家書嘛，我要令這批信譯完之後，加入其他家書中，但看不出譯過的痕跡。傅聰曾經說過，他分不出哪些是原來傅雷寫的，哪些是翻譯的。」
「第二批信是傅雷用法文寫給傅聰的老師的，我全部用文言文來譯—這是從傅雷寫給大畫家黃虹賓的百多封信中學來的，那是他很尊敬的長輩。」
「第三批信最難，是傅雷寫給親家的，閒話家常，有時談談你的女兒我的兒子，有時聊聊藝術，因此有時你要文雅一點，有時又不能太文雅，於是整個尺度便要放在中間位置。」
下筆前先定調，「就像去唱卡拉OK，那首歌很好聽，但我的Key是要降低一點的（才能唱得好），翻譯就是要這樣做，這就是翻譯。」
「面對文字，我會很enjoy，有時候譯不到，但到了半夜突然想起，就會很開心。」學生譯《The Whore of Mensa》的書名，意思是『出賣思想但不出賣肉體的妓女』，那麼長？我帶着他們全班討論，突然想到兩個字：『思娼』，本來不知道怎樣譯的文字，恍若一下子破解了。」
金聖華是香港翻譯學會會長，曾擔任政府雙語立法諮詢委員，但她的工作並不局限在翻譯上。
「我喜歡創作。」她曾出版多本散文集，也不遺餘力推廣文學。
她策劃「新紀元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一切從零開始。「中文很美，我很不喜歡那些中文受到翻譯影響而變得亂七八糟，要推廣中文。」
中文大學一句「辦個全球文學獎」的話，她開始單打獨鬥，四處敲門找贊助，請來余光中、齊邦媛、楊憲益、白先勇、王蒙、林文月等大家任評審。
「我就像爸爸一樣無可救藥，做事不求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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