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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恩柱
用人這件事，留給人們思考的空間似乎很大，其實就這個問題本身而言，沒有什麼難解的，複雜的是社會對人才的取捨。
古代君王在坐上皇椅之前，很少殺戮大臣，登基後就不同了，總要尋找一點理由砍人家的頭。比如劉邦，比如朱元璋都是如此。有人說，只要是沒有能力推翻政府的文職官員，都可以避免被殺的命運，實際上未必如此。朱元璋做皇帝之初，連不到朝廷任職的詩人都殺，可見文職還是武職，不能算被殺與否的主要原因。根本處在於：被殺的人才對於政權的創建與穩固起什麼作用。
在戰爭年代，爭鬥的雙方，爾虞我詐，你死我活，人才的作用相對於和平年代而言，重要性無以復加。戰國時期這一點顯露得最明顯。
我們回想一下那些使後人讚不絕口的「求賢令」，其背景多是戰爭年代，或是形勢緊迫的歲月。《史記．秦本紀》云，秦國有一段時間並不強大，很受鄰國的輕視。秦孝公心裡很不是滋味，覺得先輩留下的基業不賴，國家也曾有輝煌的歷史，現在「諸侯卑秦，醜莫大焉」。於是下令求賢，承諾「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發誓說，誰有本事使秦國富強，就讓他做大官，把土地分封給他。商鞅聽到這個資訊，立馬入秦服務。《史記．商君列傳》述其結果曰，商鞅改革了各項制度，終於「秦人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從上到下，都對秦國青眼相加了。在商鞅所處的那個年月，各個國家都十分看重人才，並不是僅秦國一家。不管是沒落貴族還是社會最底層的「賤民」，只要可以富國強兵，都得到重用。秦國的上卿姚賈，出身在監門卒的貧寒家庭，曾在魏國大梁偷盜，又在趙國犯罪被逐，所謂「世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但他有能力，秦國不為舊觀念所束，重用同於常人。
這種人才政策，並不能說明我們的祖先就曾經自發重視人才，也不能充分證明我們對待人才的傳統十分優良，實際而言，古人的所作所為是由於形勢的逼迫。殘酷的戰爭可以使一個經營多年的國家迅速走向頹微、滅亡，也可以使弱者變得強大，叱咤風雲、呼風喚雨。在中國歷史上，恐怕再也沒有一件事能像戰爭那樣把人才與國家存亡捆綁得如此結實，將人才與統治者既得利益黏合得如此無縫無隙。戰爭的勝利或失敗，不僅僅關係到土地、人員、財物的得失，對統治者而言，還關係到權力是否失柄。
失去權力的國君是相當可憐的，最好的例子就是那個南唐後主李煜。想當年，皇椅上的李煜，填詞飲酒，談情說愛，歌舞昇平，一派荒淫；然一旦淪為階下囚，自由全無，往昔的繁華，皆如過眼雲煙，每天只能以淚洗面。前後變化之大，簡直判若雲泥。戰爭，不論正義與否，對社會都是一場徹底的毀滅，尤其對人性是無法以數字計算的戕害。避免做兒皇帝，避免淪為階下囚的方法就是招募人才，尊重人才，使用人才。漢高祖立國後求取賢良，他之後的漢武帝也發過求賢令，就是名為漢臣實有立國之志的曹操，也曾發佈求賢令，要唯才是舉，這都是感覺到人才與治國的關係相當緊密之故。
戰爭之前，保存國家和個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與這個目的相關的人才第一要務也是富國強民，至少不能被敵國迅速滅掉，因此曹操明確提出「唯才是舉」。事實上，不僅曹操如此，在戰爭年代，任何權力者招募人才多呈現這個特點。德與才比較而言，「才」更貼近政權的最高目的。德再好，如果「才」不濟，救政權於危難，拯萬民於水火也是難於上青天。戰火被和平撲滅之後，穩固政權，發展經濟成為首要任務，單純的才幹未必可以當此大任，於是「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親」要讓位於「外舉不避仇，內舉應避親」。尤其好多人經過專門訓練之後，才情幾乎沒有不同，任用誰就成了不可漠視的問題。社會任務轉換了，用人觀念也應隨着轉換，所謂「不避親」是動盪歲月的觀念，現在如果仍然使用，無疑是陷入戰爭文化之中而不能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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