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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懷揣着希望，向大城市出發。 網上圖片
王 璞
「一個頭，兩個大。」
「身上的皮肉之痛怎麼比得過內心的痛。」
「整天想愛情的人會痛苦，想麵包的人會辛苦，什麼都不想的人會一無所有。」
「自殺式告終……」
這些話是一名九十後農民工阿友一年內更換的QQ簽名。他與另兩名同為九十後農民工的好友陳建與星子不久前相約自殺，陳建與星子都死了，唯有他被搶救回到這個世界。
當我在網上看到這條消息，我的第一反應是：阿友是個詩人。
不過這是個假定句的前半句，接下來的後半句是：「假如他生在城裡的話。」
這一慘劇發生在今年五月四日，地點是浙江台州。五月四日是中國青年節，浙江台州地處沿海，加工貿易企業眾多，當地有很多富人。「在台州開寶馬奔馳的人比開桑塔納的都多。」一名出租車司機這樣告訴來採訪此事的記者。可是跟內地很多富裕城市一樣，在眩目的香車寶馬和燈紅酒綠之外，充塞着這個城市大街小巷的，更多的是窮人、農民工。
有數據顯示，近年台州市的流動人口每年以20%左右的速度遞增，2007年全市登記發證的流動人口總數近110萬人，加上尚未登記的，實際流動人口總量超過150萬人，佔全市常住人口1/4以上。他們散落在遍佈城市的各條窮街上，阿友和他的兩位好友所住的葭芷街，便是其中的一條。這條不足兩公里的街道由一堆低矮破舊的樓房組成，街上到處是販賣蔬菜、水果和海鮮的地攤，帶着濃重的四川、安徽、湖南、河南等地口音的叫賣聲整天不絕於耳。到了晚上，葭芷街就被低矮亂扯的電燈光照亮，白天的菜攤也為擺滿貼着色情封面的光盤的光碟攤所取代。打扮前衛的年輕人三五成群地在街邊那些簡陋的洗髮店、網吧、遊戲廳和檯球廳裡享受他們的夜生活。
這些年輕人都是農民工——或用一個比較好聽的稱呼——外來務工人員的子女。阿友便是其中的一人。他爸爸多年前來到台州打工，前幾年失了業，經常在外面打牌喝酒，最近才開始打零工，那段時間全家僅靠媽媽踩縫紉機維持生活；陳建的爸爸在船廠是個小包工頭，媽媽蹬三輪車；而星子的爸媽則在葭芷街上擺攤賣豬頭肉。父母或迫於生計或在窮困的生活中迷失方向，疏於與子女溝通，阿友在被救回來更新的第一個QQ簽名是：
「哥、星子，你們快回來，別留下我一個人在這世上！」
他不願回家，暫住在親戚家，仍然每天泡在網上，對任何人都很少說話，包括他父母。阿友從小隨父母在台州生活，年少輟學，2007年開始打工，起先在一間KTV店，但性格內向誠實的他，不適應那種地方的工作，不久便轉到一間理髮店做洗頭工。一天最少要洗一百個頭，洗頭洗到自己的頭麻木了，他在網上更新自己的簽名道出了他這段日子的感受：「一個頭，兩個大」。
與陳建和星子是在「大轉盤」認識的，那是附近居民常去的一個休閒廣場，人們常聚在那裡跳舞、遛狗、散步。三個年輕人也常在那裡互訴苦悶，尋找支持，阿友在理髮店裡最難過的日子裡，星子曾以一個美好的願望鼓勵他：「你好好學美髮，以後回到四川，哥開個小飯店，你開個美髮店，你肚子餓了就到哥這裡免費吃飯，哥也可以到你那裡免費洗頭。」
但生活並不順着個人的美好意願運行，阿友倒是回過一次四川，不過是被父母強行送回去的。沒有錢，回老家也是打工，掙得還沒這邊多。而主要的是，在台州的花花世界長大，他已經無法適應老家閉塞沉悶的生活了。於是又回到台州。這個城市很酷很繁華，但他的位置在哪裡呢？
五月四日那天下午，阿友和星子在網吧相遇。星子告訴他，他在網上看到陳建想自殺，「不如三個人約定一起走，」星子說，「一個人沒有那麼大的勇氣，三個人勇氣就大了。」
三個人來到大轉盤商量自殺的方式，起先他們想跳樓，但到了預定的大樓下，找不到入門之口，這時星子便提議服毒，他說他家有毒葯，聽說吃下去幾分鐘便可致命。於是星子回家拿葯。他母親在家，正忙着生意，兒子跟她要貯藏室的鑰匙，她也沒有在意，茫然便把放有毒葯的貯藏室鑰匙給了他。三個好朋友拿到葯便又回到大轉盤，他們事先為了壯膽已喝了酒，現在便依次服下葯，然後靜靜躺在草地上等死。而在他們身邊，是喧鬧的人群，有的在跳舞，有的在散步，沒人注意到這三個絕望的年輕人。
不久前有個朋友送給我一本書，是他剛從國外旅遊回來的女兒寫的，寫她歐洲的見聞，文字跟一般大學生的水準差不多，內容也不外乎流水賬的那一套，今天看到甚麼很有趣，今天吃到甚麼很好吃等等，身為國企老總的朋友，便自費將這數十篇日記出版成書，很自豪地派發給朋友。
我在看到阿友他們這單新聞，讀着阿友那些充滿靈氣的文字時，便想起了這本書，我想，要是阿友的父母不是四川山區農民，而是權貴富豪，或退一萬步，只是個城裡的白領，他的命運會怎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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