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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最近參加的這次國情考察團，對您有什麼新的啟發？
鄧：感覺國內的環境和體制變得很快。體制決定了文化藝術生產模式，97年之前，國內很多團體由政府包資助，現在則樣樣事都要講產業。這裡反映出政府怎麼看民間藝術，以及民間怎麼對政府的態度採取相關的措施。國內資源也越來越多，文化藝術作為商品的經濟效益受到重視，逐漸形成某一種類型的作品開始起到領導作用。
文：如何看待現在香港相對於內地的位置？
鄧：這裡要分宏觀和微觀。首先要提出的問題是，香港有什麼不同。當然，政治和經濟體制肯定和內地不同。但現在內地要做一件事，效率更高，香港則往往要講很久，但香港仍然相對自由，法制比較健全。如何發揮香港人的創意、靈活和視野，這是要加強的地方。
從微觀來看，就需要具體的事例。比如現在正在做的西九龍文化商業區。最終目的是什麼？想搞到多大？想在什麼層面運作？這些問題還不清楚。韓國最近想將光州變成文化重鎮，連文化部都搬過去。他們覺得首爾佔了全國7成的人口，不是很健康，於是要權力分散，以文化先行。光州在歷史上本身是反對中央政府的城市，有很強的政治和文化意味，在國家的層面上比較容易看到這樣的脈絡。但是香港則沒那麼容易看到，香港政治和文化的關係相對不清楚，好處是沒那麼政治化，但缺乏了清楚的方向。
文：這種大環境對從事戲劇藝術教育有什麼影響？
鄧：首先要問的是，自己想做什麼？為什麼要做？如何去做？不同的目的決定了不同的做法。我現在做這個位置，是一個公職，是為社會服務的。我的目的首先要令我們學生畢業的時候有足夠的專業知識和技能，能夠立刻投入工作；第二，要讓學生抱有終身學習的態度，對藝術的永遠追求，希望將來能成為這個行業的領導；第三，要建立在大中華區的特點。我作為院長，最重要的是令我們的學生在科技急速發展的年代，有足夠的競爭能力。
文：作為管理位置的院長工作對於您作為一名藝術工作者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鄧：這是一種不同的訓練。我以前的專業是演員和導演，現在成為教師，再做管理，這個中間是一種學習。另外，在教學的老師包括我自己都需要恆常的在外面的industry裡做事，不能和外界分開，這很重要。但我現在還是集中在教學和導演工作，2005年參加城市當代舞團《創世紀》，是我最後一次以演員身份公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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