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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玉惜身後的報紙檔，位於波斯富街，有少見的大空間。
「估不到街邊的報紙檔真的是經過設計了的，而這個設計是1956年由一個差佬design的。」本來是一份平常功課，卻讓莊玉惜有了驚天大發現，更意外的是，這位當年設計了報紙檔規格的設計師警察，被她火眼金星的從故紙堆裡尋出了人名，還在互聯網上覓到對方蹤跡。
尋找保域
「如果從設計或者顏色去看報紙檔，它也可以被看成是一種建築。」近日由三聯書店出版的《街邊有檔報紙檔》，是根據Jone（莊玉惜）在港大修讀文物建築保護碩士課程的論文而來。隨處可見的報紙檔，和所謂的建築文物能拉上什麼關係？連她當時的論文指導老師都未免抓抓頭皮。
前後用了大半年的資料收集，Jone發現，原來報紙檔的規格、式樣，甚至顏色和刊物裝置，早有一套來自官方的講法和要求，她甚至追溯出1904年香港第一個報紙檔的「出土照片」，竟然與反清的重任有著直接的關係。她甚至對報檔的攤主也做了研究，結果卻又牽出一個香港小販牌照制度演變史；其中，她對痲風病人群進入報販行業的觀察，更可以讓現今的社會福利援助計劃認真檢討和反思。如果沒有經過專業訓練，Jone的敏感度不會如此精準，她的來頭一定不小。
早上9時半，已經和Jone對坐在麥記的一張小桌前。窗外是嚴夏烈日，聽著滴水不沾的Jone滔滔不絕的講她的發現，讓記者也不禁哇哇的叫出聲來。最精彩的是聽她說起尋找保域的經過。保域曾是參加過二次世界大戰的英國軍人，退役後轉投香港警察謀生，50年代初升做警司，曾一度協助市政總署成立小販管理隊，期間完成了一個報紙架的構思，竟被當局採用。Jone在互聯網上找到了一篇90年代末的訪問稿，但談及的是這位前助理處長的跳傘活動心得。她順藤摸瓜，找到了一個總部設在南非跳傘組織的網站，去信一問，果然有一位叫保域的人，「已經80多歲的高齡，還在積極參加跳傘活動。」兩人通過電郵，探討著半個世紀前的事蹟，至今令Jone還覺得不可思議。
人，才是最重要
Jone沒想過，因為自己從小對街頭報檔的著迷會讓她寫出一本書來。她做過10年記者，當年在學校唸新聞，是「憤怒青年」一名。這種激情令她最初選擇了政治新聞，「因為覺得政治新聞都是熱辣辣的，直接能觸及重大政策層面，很過癮。可是時間一長，就發現原來許多人講的都是廢話。」漸漸開始留意身邊事。她後來轉做本地新聞，多了很多想報道的素材，才意識那卻是出不了街的廢料，「這是很奇怪的，我們做的是本地新聞，卻對周圍的事情視而不見，因為他們沒有所謂的『新聞價值』，或者我們成天要去關心誰誰誰被大餅砸死之類的驚悚事件。這種內在的矛盾於我來說，越來越大。」
可是她還是付出了10年的青春，問起理由，原來是一個樸素的有些老掉牙的理由，「因為始終相信一枝筆所擁有的能量，儘管我寫的東西未必能改變社會，但至少可以引起社會共鳴。」入港大唸文物建築保護，因為她對近年熱熱鬧鬧的保育事件產生困惑，「所有人都變得很有熱情說保育，情緒化本身沒問題，但你背後要有根基，不能架空。」她也曾在英國修讀社會學的碩士，是她觀察社會的一次大梳理。
所有的事件都是人的事件，所有的歷史都是人的歷史，也許記者生涯令她挫敗過，但令她感動和堅持的，永遠是身邊活生生的人。 ■文/攝：梁小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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