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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智德
在香港書展的董啟章講座上，有聽眾表示欣賞董啟章在作品中加入粵語成分，但問他為何在剛出版的新書中，粵語表達減少，而增加了「普通話」表達。發言者是一位有內地文化背景的朋友，他的問題其實也反映許多人對香港寫作環境的疑問或誤解，例如，以前也曾有台灣朋友問我：你的詩是用廣東話寫還是用國語來寫。
我想，這問題也許不只是香港的問題，而應該是許多本來在書面語運用及日常口語溝通上「言文分途」的地方，即中國其他方言區共有的問題，只是由於長期推行普通話教育而淡化了現象。香港本來一直沿用嶺南文化教育的傳統，包括「言文分途」的語文教育，我們自小學習以粵音唸誦書面課文，學懂使用粵音讀寫書面語，即日常口語不使用的「的了呢麼」；只要習慣書面語的文法，具普通教育水平的成年人都不會混淆口語和書面語。
所以，應該說香港的作者不是使用粵語、普通話或國語來寫作，而是使用「現代中文書面語」來寫作，只是我們會用粵音來唸讀書面語，有時或會為了達致特定溝通目的和效果時，加入口語詞句在文章之中。
「言文分途」的好處是減少書面語的口語影響，保持較純粹的語文傳統，使用粵音學習中文書面語（包括現代語體文及古典文言文）其實更有利於語文學習，既保持嶺南文化教育傳統，也成就中國語文本身的特質。普通話當然值得學習也必須推廣，但這是口語溝通層面的問題，不必用以取代粵音讀寫中文的教育傳統。回到寫作問題上，香港作家熟悉書面語和口語的分界，並能從容出入其間，其實是一種語文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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