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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敏迪
發現於敦煌、撰於公元774年的《歷代法寶記》，和唐人的《圓覺經大疏鈔》都有達摩與梁武帝會晤的記載。梁武帝曾自負地問達摩：我做了這些事有多少功德？達摩卻說：「無功德。」武帝又問：「何以無功德？」達摩說：「此是有為之事，不是實在的功德。」武帝不能理解達摩批評他的作為僅僅是華麗的空洞。禪宗經典《碧巖錄》的第一則公案則說：「梁武帝問達摩：『如何是聖諦第一義？』摩曰：『廓然無聖。』於是帝繼問曰：『對朕者誰？』摩曰：『不識。』帝不契，達摩遂渡江至魏。」長江岸邊多蘆葦，秋天收割後常常會垛起來，利用潮水運近岸來。達摩大概就是坐了這種危險易散，而僅容一人的蘆葦筏子過了長江，所以有了「一葦渡江」的傳說。
然而達摩是否真的見過梁武帝這個問題，卻有了爭議。胡適在《菩提達摩考》和《書菩提達摩考後》兩篇文章中，根據唐初道宣的《續高僧傳》中有關達摩「初達宋境南越」的記載，認為南朝的順序是宋、齊、梁、陳，他到達宋境時，梁朝顯然還未建立，所以從時間上來看，菩提達摩不可能與梁武帝有過會晤。而且《續高僧傳》和《楞伽師資記》作為南北朝佛教大事的信史，其中卻均未見有梁武帝與菩提達摩晤見的記載，而有記載的，則有日本最澄《內證佛法相承血脈譜》所引的《傳燈記》；敦煌寫本《歷代法寶記》，宋悟明的《聯燈會要》，但它們的出入太多，近於虛誕，所以他認為不可信。
馮友蘭等人則認為：「宋境南越」，是泛指中國南方地區，是地域概念而非時間概念，從而認為達摩見到梁武帝是可能的。
各種記載對於達摩來華的時間都不一樣，那麼，從時間跨度上來說，如果說達摩到達「南越」時確實是「宋境」，那麼，古人從遙遠的「宋境南越」，用上很長時間，走到以後的梁朝的金陵，也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他要一個人在中國遊歷，先了解這裡的文化和語言，調研一下本地佛教的發展情況，都是必要和要花很多時間的。所以從南朝宋亡的479年，甚至更早一些，到梁武帝502年稱帝，他才從「南越」來到金陵，也是可能的。
但問題又來了，《佛教大詞典》說二十八祖菩提達摩「本名達摩多羅，後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嗣法，改名達摩多羅」，所以《歷代法寶記》，就乾脆綜合而稱為菩提達摩多羅了。《楞伽師資記》中的敘述次序是：第一，求那跋陀羅，為《楞伽經》之翻譯者，第二，菩提達摩。第三，惠可，一直至神秀為七世。而《高僧傳》說：求那跋陀羅是劉宋元嘉十二年（公元435年）泛海到達廣州的，住在雲峰山的雲峰寺，然後到了金陵，至公元468年圓寂。廣東《光孝寺志》則說：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年）求那跋陀羅就已經來此。而達摩也來到了這裡的時間，《羊城古鈔》的記載是：百年以後的普通元年（520年）；《竺氏家譜》記載說：達摩的二兄功德達奚是在普通七年（526年）來廣州尋他兄弟達摩的；加上《五燈會元》等書的記載，達摩來華的時間，在520年至527年之間，也就是梁武帝普通年間，所以從時間上來看，雖然離劉宋朝已經較遠，但達摩見梁武帝是完全可能的。
達摩對梁武帝說的，聖諦第一義是「廓然無聖」，是要他跳出有、凡、聖的窠臼，但梁武帝還是不明白佛法的無相之說，繼續問：「對朕者誰？」所以達摩只好說：「不識。」然後渡江北上了。
梁武帝對佛教的虔誠，《梁書》等正史上都有記載，他所主持編譯的佛經就有數百卷之多，境內修建、供養的佛寺也成百上千。他還頒佈《捨道詔》，將佛教推崇到最高的位置，宣佈佛教為國教。不少像達摩這樣的外國僧人慕名而來，受到他的熱情接待是可想而知的。見了他們，想得到一句「功德無量」的虛讚，也是情理中事，所以他很自然就問了：自己做了那麼多事「有何功德？」沒想到達摩的禪學，已經與江南佛學的玄學和反對自以為是的刻意「有為之善」的理論相結合，所以他主張的是「罪福並捨，空有兼忘」，那麼梁武帝所做的一切，在他眼裡自然就是不能提起，也不值一提的了。
如此，念念不忘自誇的梁武帝，怎麼能容忍「並無功德」的評價？於是，他們就自然要「理不契機」，談不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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