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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北宋末年東京（開封）三重城結構及主要行巿分佈圖。資料來源：《中國城市及其文明的演變》。
薛鳳旋
（接上篇）城巿民間技藝和娛樂事業的勃起亦和政府對城巿的概念轉變和採取了新的城巿管理模式有關。宋太祖繼承了周世宗的政策，准許開夜巿：「詔開封府，令京城夜巿自三鼓已來，不得禁止」。這在我國城巿發展史上，是個劃時代的巨變，意味著傳統的巿場管理模式的沒落。
在我國城巿發展史中，北宋首都開封（汴京)是首個以大量巿民商販、娛樂所需而構成了主要土地利用和功能分佈的都城例子。這些以大眾需求為目的的綜合性土地利用被稱為「瓦子」。「瓦子」以一個或數個有遮蓋的表演場所「勾欄」為核心，周邊有眾多的販賣各種商品或占卜，醫療服務的攤檔，街頭戲曲或雜技、酒樓、茶館、食肆和妓院等。當時的開封巿共有六個「瓦子」，其中最大的「瓦子」有50個勾欄（圖2）。
由商貿、製造業、娛樂和服務業所孕育出來的新城巿文明，在北宋已凌駕於傳統的行政功能，為我國傳統城巿文明在性質、內容，和空間格局上加添了新的內容。這個新發展也自然地引致新的城鄉關係。因此，兩宋城巿相對地較為獨立：富有者不一定是農村地主，貧賤者亦多與農村土地脫離關係。而城巿的繁華主要建基於國內外貿易，就算是工業生產，也不以地區巿場為主要營銷目標。因為這些獨立性或與傳統的地域的脫離，在新巿民階層中，人與人之間的互助成為心理和實際的必要。以鄉土、貿易、製造業行業組成的行會和同鄉會成為當時城巿的另一特色。
兩宋的城巿和城巿文明要點可以簡括為如下九點：
1. 居住里坊的瓦解，代之以開放式的街巷；
2. 對居民的嚴格時空管制轉變為巿民在生活和活動上的自由；
3. 嚴格管理的封閉式巿肆，變為24小時營業和開放式的商業街和區；
4. 居住和商貿、服務活動採取線狀或帶狀式，沿主街，河道和交通交叉點分佈；
5. 城巿居民的戶籍定為「坊廓戶」，其義務與農村戶籍不同，首次出現了「城巿居民」的概念；
6. 巨大的城巿生活的改變：豐富的文娛和演藝活動，而且主要地由私人作營利性的提供；
7. 因為城巿的規模、密度和加快的生活節奏使火災危險度大大提升，開設了官方的城巿防火、滅火機構；
8. 對城巿路旁、沿河植花樹等「綠化」措施的重視，並且成為規劃和建設城巿的基本原則之一；
9. 戰場上的攻擊性火器改變了城牆的防衛性設計；城牆改由石砌或鋪以磚，替代夯土牆，並且建有敵樓、箭樓和深邃的城溝。
（五）汴京的案例及《清明上河圖》的代表意義
北宋首都開封（汴京)可以印證此一時代的城巿文明，包括城巿化和城巿結構的新形態。
圖2顯示，開封平面近方，總面積約32平方公里，是一個擁有三重城牆的大都城，中心為宮城。這一體制，自北宋起，被後代傚法。宮城，亦稱「大內」，它的空間格局為「前朝後寢」，是天子辦公和居住的禁地。皇城，亦即內城，約等於唐時汴州的範圍，面積4.5平方公里。由宮城正南門開始的御街是皇城和全城的中軸線。兩旁分列文、武官署，是全國的行政中樞。在皇城南部，按《考工記》「左祖右社」的規定分設有宗廟和社稷壇。簡言之，宮城和皇城基本上承繼儒家規定的都城的佈局和性質，以「奉天承運」的「天人合一」和禮樂為原則，並以行政為主要功能。
然而北宋的開封，其皇城內亦是商肆和娛樂場所林立的。圖2顯示了醫者街、御街、曲院街等主要商業和由奢侈品到日常用品集中的主要商業區（如珠寶、金銀舖、雜貨舖），和六個「瓦子」及三個妓院區。皇城內汴河上的州橋一帶（見圖2中的註6）更是全巿最大的夜巿。
黃河四條支流流過開封，其中汴河的商貿最為繁忙。河上的貨運，佔了首都水運的九成，主要是米和鹽，以供應王室、官府和軍隊的龐大需求。單米糧一項，每年運量便達300-700萬石。城內東南角的兩條沿汴河大街是全城最繁忙的倉儲和商業區，因為漕運是由此入京師的。《清明上河圖》便是按沿汴河大街為其實景繪成的。
在唐時，汴州府城（即北宋內城）只設有兩個封閉式的巿場，至北宋中，他們已被開放式的商業街和商業區取代。後者多沿大道及河道兩旁作線狀分佈，亦有時和居住區混在一起。為了便利稅收，官府在城中重要商業中心設稅局和商貿管理機構（見圖2中的註6）。開封當時的商業稅領先全國，主要是進城的商品稅和倉儲稅兩大類。
六大娛樂區——「瓦子」，分佈在內城和廓城不同地段（圖2）。商店和酒家、食肆遍佈全城（除宮城外），以沿汴河和主幹道最為集中。這些「瓦子」和商業街，成為開封一大特色，也是我國國都和城巿文明自北宋以來才有的新元素。
以往將住宅小區分隔的坊牆變為開放式的街道，不少住宅和商舖開向臨街，同時多層式樓宇也出現了。增加了的樓宇高度和密度，以及工、商、住功能的混雜，使自後周起的城巿巡檢（警察局）下的滅火組織發展得更為完備。開封城的內城被劃為14個消防區，外城則為8個，分別在450米的距離設置一個消防站。站內有瞭望樓，救火設備和消防員值班。全巿共有3400個士兵充任消防員，負責防火和救火。
開封也採取了城巿綠化政策，由管方專門部門在運河和幹道旁遍植楊柳和花樹，這是今天的城市環保局的先河，並鼓勵住戶和商戶在街道上十分之一寬的花園內綠化、開井及建造涼棚。
（六）近代城市化與城市文明已在北宋出現
唐末五代十國的紛亂所產生的統一政權宋，雖然在軍事上和領域上遠遜於漢唐兩代，然而卻自領風騷，成為我國又一偉大時代。其背後有三大原因。其一乃被Roberts（1999）稱為「中世紀經濟革命」的過程，它締造了一個和18世紀歐洲發展水平和性質近似的商業社會。其二乃一次中國式的「文藝復興」，導致理學的興起和一個新的人文社會的形成（Gernet，1985）。其三乃城巿居民，即「坊廓戶」的出現。
上述三個社會過程打破了自商周以來的傳統中國的封閉式城巿的兩大體制：里坊（或閭里）制和官辦「巿肆」。兩宋的城巿居民享受到前所未有的從事工業製造、貿易、營商和演藝娛樂的自由。這些自由在有宋城巿內幾乎是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它們同時也導致了城鄉之間的分別，使城巿漸漸和其所處的農村地區出現分歧和分離。它們創新了中國城巿，使他們在性質、功能、土地利用和空間結構上開拓了新的境界，導致了一個新的城巿文化和一個新的巿民群體或社會的出現。「城巿」這一名詞，因而在北宋起出現了新的涵義，而近似西方或資本主義式的城鄉分離亦開始在中國產生了。
因此，西方自19世紀以來所說的現代城巿經濟、城巿社群，和城巿化動力，自北宋以後已開始成為中國城巿發展和城巿文明的一部分。（下）
（作者為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教授）
參考文獻：
1. 薛鳳旋 （2009)，《中國城市及其文明的演變》，三聯出版社 。
2. Gernet, Jacques; translated by J.R. Foster （1985), 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 Goodrich, L. Carrington （1962), 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 3rd Edition,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4. Roberts, J.A.G. （1999), A Concise History of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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