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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曉鳳
每逢朋友聚會都有個約定俗成的規矩：總由當官的同學買單，大家都挺坦然，覺得他們收入高就該為朋友效力。
收入之間的巨大差距，已經成為人們心中的隱痛。
貧富差距加大
在《福布斯》中文版發佈的2010中國私人財富白皮書預計，中國千萬富翁人數達3.8萬，僅北京就有2.7萬人。第13期《世界財富報告》調查顯示，目前中國富豪數量僅居英國之後，排世界第四。與此同時，中國西部農民依然一家種幾年地都供不起一個大學生，城市普通打工族依然不吃不喝一生也買不起房。雖然媒體報道中國職工工資總額連續幾年實現兩位數增長，但現實中多數工薪層10年工資未漲。專家說，工資增長的流向一是壟斷行業，二是企業管理層。富人更富，窮人更窮，目前中國基尼系數已達到0.47的貧富分化警戒線。
收入差距體現在方方面面。
行業差距。在北京，一個壟斷行業體制內普通員工的收入往往高於大學教授。據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披露，2009年電力、電信、金融、保險、煙草等行業職工不到全國職工的8%，工資總額卻佔全國職工的55%，高於社會平均工資10倍左右。職務差距。一個改制後國家級設計院，普通工程師月薪僅在2000－3000元，高管年薪卻是100多萬。目前中國國企高管年薪多數都已達百萬元以上，能源類上市企業中，有20位高管年薪超過百萬元。然而，普通員工薪酬卻多在年2－3萬元徘徊。企業管理層與員工之間的收入差距最大的為房產產業，高達27.6倍。地區差距。上海、深圳、北京、廣州等一線城市同行業薪酬，普遍高出二三線城市2.3倍。城鄉差距。中國城鄉居民收入比已從1978年的1：2.36，擴大到2009年的1：3.33。中國最窮的村子之一的陝西峪，種一年地的收入只有幾百元。養老金差距。一個從企業退休30年的工人，退休金還不到同年退休公務員的一半。
心理失衡
眼看街上越來越多的高檔轎車，商店中琳琅滿目的奢侈商品，黑燈瞎火閒置的大房子，很多低收入者心理失衡。仇富，成為影響中國社會安定的重要因素。不久前我住的小區一位女士剛下轎車就被人捅了，從此人人自危。北京人對社會的信任程度越來越低，防盜門成為必備。人們不敢為陌生人開門，哪怕真是查水錶的；天黑後沒有同伴，就不去較偏的街上散步。高檔富人區的保安制度都很嚴密，可有時作案的就是保安。
固化的利益鏈帶來的貧富分化，讓窮人與富人都缺乏安全感。中國又開始一輪風起雲湧的移民潮，財富源源不斷流向發達國家，澳大利亞與加拿大是首選。
機會不平等
一個從11歲起就能讀《伊利亞特》、就會彈鋼琴、就有了出國留學機會的孩子，後來的收入絕不會與只有小學文化的農民工相當；一個有海歸博士學位的國企高管，也不可能與重複簡單勞動的員工有多麼接近。
社會天然有差距，仇富，更多是仇視機會的不公。讓人不能忍受的，往往並不是眼前的低薪，而是看不到希望。收入差距的背後是機會差異。假如你今天當保安，明天通過努力能幹上更好的活兒，拿上更多的錢，贏得更多的社會尊重；或者你的孩子能受更好的教育，為家庭帶來利益，那麼眼前的低薪就是能忍耐的。經濟學家吳敬璉認為，目前中國收入不平等的主因是機會不平等，而非效率。他認為，在一個富人富得有道理，窮人有希望、有保障的社會，人們是能夠接受貧富差距的。
中國人仇富，是因有人富得無道理。中國煤礦主、地產商的暴富，背後是官商勾結、壟斷了不可再生的資源。山西有數以百計身家過億的煤礦主，當地農民年均收入只有4359元。官員入股煤礦、極低的資源稅及開採成本，成就了中國煤老闆的發家奇跡。城市改造中以行政拆遷剝奪原始房產主的財富，被稱為「新土改」。一些有背景的地產商，暴富就靠低價拆遷高價賣地。死於強拆與礦難的弱勢群體，奠基了房地產業與煤礦業的血腥發家史。
資源要素的分配不公，滲透在社會各領域，「權力通吃」才是貧富分化，收入不公的根源。從宅基地到教育、從醫療到就業，從住房到經商，權力壟斷無處不在。集中的權力造就了強大的特權階層，這個階層壟斷了生存資源，網住了普通人的命運，讓他們被工具化，成為龐大的低收入群體基座。低收入讓人活得灰頭土臉，沒有尊嚴。中國改革發展研究院披露，目前中國勞動報酬正處於建國以來的歷史最低點，中國工資收入只佔企業經營成本的10%，而發達國家則為50%。目前中國最低工資僅是人均GDP的25%，而世界平均水平為58%；中國最低工資是平均工資的21%，世界平均值為50%；中國公務員的工資是最低工資的6倍，世界平均值為2倍；中國國企高管工資是最低工資的98倍，世界平均值為5倍；中國行業工資差高達3000%，世界平均值為70%。這組數字，反映了中國與世界文明的差距。
如何縮小貧富差距
發達國家都有著縮小貧富差距的成熟制度。從限制工資差距到覆蓋全體公民的福利制度。
早在19世紀，美國民眾就認為低工資是一系列社會弊病的根源，當代美國的最低工資早已超過了滿足基本生理需求的標準，達到讓公民體面生存的標準。
日本從1960年開始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從提高農民收入、重視科技發展、提高國民教育水平，促進中小企業發展、提高工人工資等措施出發，目前已達到公民收入與GDP同步增長，城鄉差距基本消逝。日本實行全民醫保體系，政府規定醫院不得贏利，因此少有因病致貧的公民。在城市化運動中，日本沒有對土地的行政低價佔據，而是採取高價贖買政策，讓日本農民成為中產階層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社會穩定起了很大作用。日本少有暴富階層，基尼系數長期保持在0.25%左右。
中國國企高管的薪酬多是高管自己定，而美國、法國、日本、意大利等國家，政府及工會都對國企高管的薪酬有嚴格監督及控制，日本企業管理層與普通員工的收入差距不過三倍。芬蘭實行高收入者高稅收政策，目前最高稅率達56%；巴西在每年提高最低工資的同時壓低最高工資。從2003年~2010年，巴西有2000萬人擺脫絕對貧困，3100萬人進入中產階層。
覆蓋全民的福利制度，是公民體面生存的制度基礎。法國公民一生享受400多種福利，如國民教育從小學到大學全部免費、農民種一公頃農田補貼400歐元等。加拿大小學中學都是免費教育，低收入家庭孩子還能領取每月100-200加元的牛奶費。澳大利亞全民免費醫療，藥房買藥也能有補貼。無生活來源的家庭，可終生每月領取1100~1300加元的生活保障，低收入者由國家提供低租金住房。新加坡政府在2009年撥出5億8千萬新元，把消費稅補貼和老齡花紅款額增加了一倍。
如何縮小貧富差距，讓社會真正和諧起來，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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