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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潔華
看《我看見惡魔》的時候，我提醒自己不要硬把韓國電影跟香港電影相比，雖然我絕對佩服韓國電影工作者的熱誠和情感的強烈度。
看《快樂到死》、《我的野蠻女友》、《原罪犯》、《我看見惡魔》等韓國作品，思索為甚麼香港電影不會把愛慾、血腥、暴力去得過盡過激。香港電影史上幾套相近的電影如張徹的《大刺客》、邱禮濤的《人肉叉燒包》等，都不會看到惡魔肢解的逼真場面，或者讓觀眾透不過氣來的肉體痛擊。還有《下女》這般被剝削階級不惜以死來同歸於盡的極致，總會使人想到韓片的社會及文化原委。
少年時候不過看過寥寥幾齣韓國電影，也會記得女人在熒幕上經常受到凌辱，要其赤裸相對。後來如《霜花店》裡被閹割的場面，便把次等地位包括女性，以及長期在貧窮、嚴峻天氣、衣不保體、食不保暖的環境下吃盡苦頭的韓人聯想起來，想他們如何早已熟悉和習慣了痛苦、災難、重創及死亡。《原罪犯》與《我看見惡魔》等片的導演被稱為「狂派」，但「狂」在「韓流」裡早已注入愛慾與惡慾奔流的血液。我們不會帶著平凡的觀賞心態來看韓片，且為內裡的荒誕、誇張、毫不留情的場面從目瞪口呆轉為釋放或淨除；有時甚至因為「極致」的圓滿而微笑。
韓人與華人都受儒家的影響，但前者接收的主要是層級和權力關係，後者的電影卻把「和」與「中庸」作出調校。如此看來，只有張徹的電影可堪比擬，但張徹也不會把人物的傷口撒鹽粉碎，讓痛苦的嘶號爆放。可幸的是人性反思的空間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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