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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恩柱
只要是心態正常的皇帝，反貪治腐是必做的工作。順治皇帝講過此事的戰略意義：「大臣不廉無以率下，則小臣必污。小臣不廉無以治民，則風俗必壞。層累而下，誅求勿已，害必加於百姓，而患仍中於邦家，欲冀太平之理不可得矣」。簡括而言，順治無非是說：一個貪腐遍地的社會，欲求太平穩定是不可能的。因此說，反腐事關統治大權，誰也不會掉以輕心，不管甚麼社會，都不可能是做一做姿態就拉倒。出乎人們意料的是，一批貪官倒下了，新的貪官又強壯起來，前仆後繼。朱元璋慨嘆道：「我欲除貪官污吏，卻奈何朝殺而暮犯！」順治帝也說：貪官何其多呀。
貪官的生命力為甚麼這麼頑強？其實不是貪污像蟑螂一樣，有不一般的生理構造，而是社會管理的路數有問題。貪污腐敗體現了人性好逸惡勞，見利忘義，利令智昏的一面，僅殺伐、疏導、教育難有持久的功效。但古代皇帝把這幾手作為法寶，屢敗屢試，一朝接著一朝。人性的善惡雖然可以隨著社會環境的改變而變化，但社會也可以被人性拖曳到惡的深淵或善的高峰。人，並不總是靠得住。道德勸誡有用但作用有限，反腐根本還是在於制度。比如，乾隆時期甘肅冒賑貪污大案，那個集團總計貪污賑濟銀七八百萬両。乾隆帝說，這麼大的案子竟無一人首先發覺，對官官相護現象感到寒心！其實豈能無人知曉？貪污集團的頭目是甘肅藩司的王亶望，而王亶望又買通了陝甘兩省最高軍政長官勒爾謹，就是乾隆本人也對王亶望寵信不已。有如此政治背景，誰敢太歲頭上動土？
專制社會的皇帝，對貪腐的壞處估計得很充分，監控組織也比較完備，但在制度設計上一直突不破窠臼，因此沒法落實。扭曲的反腐心態，就是人治的一個衍生物。
所謂心態，指甚麼？聰明的乾隆，為甚麼對甘肅冒賑貪污案官員半數免死發落？依法律，應該處斬的官犯有一百餘名，結果近60人為此被砍掉了腦袋，免死發遣黑龍江、新疆者57人，奉旨抄者165人，還有不計其數的人獲得了較輕的處罰。接下來的山東巡撫國泰貪縱大案，涉及的官員人數更不少，如果追根尋底一直挖下去，有可能把全省官員都牽扯進去。山東全省共虧空帑銀約二百萬両，乾隆帝勒令貪官巡撫國泰和庇護其過的布政使于易簡自盡。但是，這虧空的200萬両銀子，除國泰婪索一二十萬両外，尚有一百七八十萬両銀不知道落入哪個手裡。按清朝律例，貪污銀子一千両者即要問斬監候，秋後處決，這一百七八十萬両贓銀，可使數千名乃至萬名官員掉腦袋。
懲辦貪腐分子，任何統治者態度都會很堅決，說白了，貪污受賄，勒索卡要，是當權者面前綻放笑臉的敵人，是國家肌體的齧噬者。但這種敵人，畢竟不同於兩軍對陣時的敵手。因此一方面皇帝要不遺餘力的清除他們，這是國家根本利益的要求，無論是誰，都不會容許貪官污吏蛀蝕國家的根基；另一方面，官員貪污腐敗，肯定與國家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於是，乾隆猶豫、手軟。主持審辦國泰案的欽差大臣還沒有到達目的地，就接到皇上的密諭，說「不忍」再興甘肅省那樣的大獄。辦案大員清楚皇帝想甚麼，於是，好多事情不再深究了，於是，大案接二連三發生。
乾隆究竟顧慮甚麼呢？他自己說是考慮「國體」和「朕之顏面」。甚麼是「國體」，郭成康先生一針見血地指出，所謂「國體」，指的就是清朝統治的合理性，國家的面子。乾隆查辦貪污大案時的這種矛盾心理，雖然可以理解，但卻有點聰明反被聰明誤。認真嚴肅辦案，對民對君都有益處，哪會損害？世人覺得乾隆執法嚴格，此種印象還不是源於一個個具體案件？晚清的薛福成就說過：乾隆英明，「侵虧公帑，抄沒家產動至數十百萬之多，為他代所罕睹。」強調「國體」，對杜絕腐敗，樹立國家形象，不僅沒有絲毫積極作用，相反還有相當嚴重的負面影響。
乾隆為甚麼把貪污案的多少與國體鮮亮還是黑暗聯繫起來，這可能有兩個方面的原因。從大方面講，清朝是由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民族矛盾在乾隆時雖然已經緩解，但始終有個合法性問題，如果貪官污吏多且級別很高，清朝能不能建立一個穩定的江山，會成為一種疑問。往小裡說，乾隆一直很自負，他力圖使人相信他將是歷史上的聖明天子和滿漢理想的英主。假如國土之內貪賄叢生，「聖明」便沒了著落，「英主」更無從談起。可惜，他誤解了。放鬆對貪污的追查，表面上貪污者的數量少了，實際卻起到縱容的功效。
人治不是甚麼事情都沒有標準，但皇帝口含天憲，標準也就後退了。（識貪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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