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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博士 鳳凰衛視評論員
在民主社會，保護新聞自由相對比較容易，而要限制新聞自由被濫用則在理念、法律和技術上常會遇到重重困難。《世界新聞報》竊聽風波只是一個極端例子，但透過這個極端例子，西方社會的學術理論界應該有一些更深層的探討才對。
媒體王國新聞集團旗下的英國老牌《世界新聞報》因竊聽名人風波而被迫關閉，不但導致新聞集團陷入極大的困境，而且也給人類的新聞傳播事業提出了新的課題和挑戰。
民主體制下：媒體與政治關係更複雜
具有一百四十多年歷史的《世界新聞報》長期來依靠披露名人醜聞而獲得市場、建立名聲，其獲取名人資訊的技術手段之一，是極具爭議色彩的竊聽手段。長期來，該報對這一爭議手段屢試不爽，但最後終於栽倒。
這一事件至少提出了媒體界兩個具有爭議色彩的問題：一、在民主政體和新聞自由的環境下，媒體與政治之間到底呈現一種什麼樣的錯綜複雜的關係？二、如果說竊聽手段是新聞自由被濫用，那麼在保護新聞自由和限制新聞自由被濫用之間，又究竟呈現一種什麼樣的錯綜複雜的關係？
顯然，這裡探討的新聞環境是在新聞自由基本獲得發揚的自由國體或輿論環境。但惟其如此，上述兩個問題才更具有探討的價值，因為一般而言，人們談論較多的是專制政體或輿論環境下新聞自由受到鉗制的情況，而媒體與政治之間的錯綜複雜的關係，似乎一般也是就專制政體的情況而言；這種討論的範圍和方式，恰恰忽略了在民主政體和自由環境下，媒體與政治之間一樣會呈現出極其複雜的種種形態。
民主體制下的優質和劣質媒體
毫無疑問，在民主政體和自由環境下，媒體作為第四權力，其自由受到相當程度的尊重和保護，政治力量對媒體的限制或鉗制，與專制政體下政治對媒體的鉗制完全不可同日而言。但這不等於說，媒體與政治權力的關係在本質上發生了變化；相反，媒體追逐真相的本質，在新聞自由的環境下，有時會被市場和其他力量所過分濫用，以致形成更為複雜和需要探討並約束的情況。
在專制政體下，媒體與政治權力之間的關係其實相對比較簡單，它基本上是一種鉗制與被鉗制的關係；同時由於專制環境下的媒體大都不具備市場形態，因而政治權力對媒體的控制也就更為有效。當然，轉型期政體和社會下的媒體與政治的關係有所不同：這種情況下，媒體開始具備市場要素，需要依靠市場來獲得盈利，同時媒體作為第四權力的監督本能也開始獲得釋放；媒體與政治權力之間的關係也就開始複雜而有趣起來。今天中國大陸的情形基本上屬於這一範疇。
但在典型的民主政體和新聞自由環境下，媒體與政治的關係，以及媒體本身無論因其追逐真相本身還是受市場效應驅動，有時會呈現出更為錯綜複雜的關係。首先，就媒體與政治的關係而言，由於新聞自由開放，同時政治權力對媒體不具備如專制體制下的直接控制能力，因此媒體與政治之間往往會展開一種十分有趣的「貓捉老鼠」的遊戲。
就媒體而言，政治權力和政治人物永遠是其追逐的焦點，而且由於「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的新聞邏輯，媒體十分傾向於追逐政治權力和政治人物的反常舉動。正因如此，一些不甚嚴肅的媒體有時會採取極端手段來獲取關於政治權力和政治人物的反常而吸引人眼球的內幕故事，其中就包括如《世界新聞報》此次被揭露的竊聽手段等。
同時，傳媒事業兼有兩個不同的特徵：一方面，作為傳媒業，它有代表公民知情權的理想色彩；另一方面，它又是企業，必須在市場上贏利才能生存和發展。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有時很難得到完美的平衡。更重要的是，傳媒業背後經常受到經濟和政治力量的左右。因此，表面上看，以《世界新聞報》為象徵的媒體醜聞是媒體與政治的博弈，但其實這類事件背後更多的，是媒體背後的經濟和政治力量透過傳媒與大眾政治的博弈。
但西方有理想的優秀新聞工作者，面對媒體背後的市場和政治力量，每每會爭取編輯自主的權利。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德國《南德意志報》編輯部及其工會，就為此與該報董事會發生了激烈的爭執，最後獲得勝利。而一些劣質媒體則在市場力量面前甘於墮落。新聞集團屬下的《世界新聞報》顯然屬於後者。
政治焦點和議程受到媒體左右
對政治權力和政治人物而言，由於媒體追逐力量的過於強大，因此其與媒體之間每每有一種既依賴又利用的奇妙關係。無論在日常政治還是在選戰期間，政治人物對議程和關注焦點在相當程度上受到媒體關注度的左右。政治人物發表的每一個言論或推出的每一個政策，都會考慮到當天晚上電視新聞或第二天報紙頭條的反應。
在這種情況下，政治和政治人物往往已無法按照其本身的邏輯來決定其焦點和議程；政治在受到媒體高度監督的情況下，卻也受到媒體（及其背後的政治和市場力量）的極大左右，並在相當程度上喪失了其本身作為「眾人之事」的本義。
這種情況在平時的日常政治中已十分明顯，在選戰期間尤甚。這是民主政治在受到各種外在因素左右之餘，受到媒體力量負面鉗制的一個十分明顯的例證。而由於任何媒體背後都有隱藏的政治和市場力量，因此這一隱藏的政治和市場力量與檯面政治力量的較量，在民主政治形態下，顯現出一種與專制體制下完全不同，甚至更為精彩紛呈的形態。
限制新聞自由被濫用更為困難
《世界新聞報》的竊聽醜聞揭示的另一個極具爭議性的問題，就是如何防止新聞自由被濫用。按照英國思想家洛克的理論，自由權是人類除生命權和財產權之外的第三大權利；新聞自由作為人類自由的形態之一，自然需要得到發言和保護。
與任何自由的形態一樣，新聞自由一不小心也會被濫用。只不過在專制體制下的人們，更多地是為爭取新聞自由而奮鬥，而民主社會的人們，則往往需要兼顧兩個方面，即既要保護新聞自由，又要防止新聞自由被濫用。但民主社會裡，保護新聞自由相對比較容易，而要限制新聞自由被濫用則在理念、法律和技術上常會遇到重重困難。《新聞世界報》竊聽風波只是一個極端例子，但透過這個極端例子，西方社會的學術理論界應該有一些更深層的探討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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