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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曉鳳
即使那些從小就讀不進書的北京孩子，也沒人願意將來當工人。
有個親戚的兒子只上過職高，畢業後托親朋好友找工作，首要條件卻是堅決不當工人。好不容易給找了個銷售汽車的活兒，用人單位看檔案後臨時變卦說他的學歷只能幹修理工，小伙子當即斷然拒絕。歲月蹉跎眼看他滿了30歲，依然沒有穩定職業，沒有學會一門謀生技能，反正他的父母有幾套房子以及不菲的積蓄，所以這輩子不愁吃喝。我想，若是這位職高生畢業就當了工人，現在應該是個技術成熟的「老」師傅了，長一手老繭，有幾手絕活兒，承擔起養家餬口的重擔。
器宇軒昂、著一身勞動布工作服的工人階級形象，在北京已瀕臨絕跡了。一提起工人，人們想到就是神情不安、渾身臭汗、沒有文化、隨時會被解聘的社會底層打工仔。北京企業的苦累活兒都讓農民工包了，北京年輕人寧願家閒著也不當工人。甚至誰家孩子當了工人，家長在人前都低人一頭。
北京南三環最後一片工廠區拆除前夕，我去曾上過班的工廠告別。很多工友那時不過40歲上下，正是年富力強的年華。他們中有的是國家級勞模，有的是北京科技獎的獲得者，有的人學歷不高卻身懷絕活兒，能看懂外文圖紙。然而他們面臨的共同命運卻是─下崗和提前退休。企業最有技術含量的車間─工具車間已經賣給民營企業。其餘車間全部加入了合資企業。合資企業就是代工廠，不需要技術工人，需要的是年輕力壯、替換性極強的生產線裝配工。看著對工廠戀戀不捨的工友，想起了北京工人的黃金歲月。
30年多前，北京人以當工人為榮。一條洗得發白、合身的勞動布背帶褲，能穿出集粗獷與健美於一身的時裝效果。在國有大廠，一位技術精湛的鉗工師傅，其地位甚至高過科室職員。一位鄰居初中畢業分配到北京飯店，可她寧願進一家紡織廠當三班倒的女工；還有位同學的妹妹分配在王府井工藝美術商店，她也竟然寧願進一家製鎖廠當工人。她們都覺得進服務業低人一等，當工人才算是進入社會主流位置。
下鄉回城進了工廠，我買了車、鉗、銑、刨、磨的全套技術叢書，懷著把技術學精的一片雄心。工段裡最熱愛技術的是我的班長。他因家貧15歲就進廠當學徒，29歲已是技術精湛、在車間很受大家尊敬的「老」師傅。他磨的刀和鑽頭比別人多幹出一倍的活兒，機床出了問題別人都只會叫機修，他卻能一鼓搗就好。他說，當年邊給脾氣暴燥的師傅遞鉗子、鈑子邊偷偷學技術。那會新活兒很多，總有新東西學，工人都得會看圖紙。
可到了1970屆以後的青工進廠，技術漸漸變得不值錢，上桿子教人家都不學。當時青工中有句順口溜：「不學不會，不會不累」。年輕人迷戀的是搞對象、學外語、喝酒、打牌，滿足於當「一刀活兒、按電鈕」的步序工，怎麼輕鬆就怎麼幹。那時的生產線上工序已分得很細，每個人只需要完成一個動作，只需要會一台機床的操作。
師傅感嘆：工人階級的好時光過去了！不久恢復高考，之後工廠就開始文憑熱，目標就是不當工人。再後來，學技術還真沒有用了，合資後技術人員成了翻譯及資料員，工人就是活的「機械手」。
工人迅速在企業淪為最底層。幹的活兒最累，收入最低，考核最嚴，勞動環境最危險。在衝壓車間，手指頭全的工人都很少。而企業科室呢，乾乾淨淨坐著無所事事，收入高且穩定，分房、漲工資都在工人前邊。工人們八仙過海各顯其能逃出車間，去庫房、去打印室、去銷售、哪怕去看大門，就是不願再當工人。那時國企辦公大樓都人滿為患，管理層近親嚴重繁殖；龐大的管理層壓在生產一線之上，讓國企不堪重負。後來生產線乏人，就招復員大兵，招農民工。
現在誰家孩子還想當工人，會被人看成有毛病，哪怕賣服裝、當服務員、推銷保險，都不當工人。工人地位越來越低，反映的是時代價值觀的變化。
製造業的衰落，讓工人地位一落千丈。機電、汽車行業等產業工人集中的大型國企，是北京最先衰落的行業。合資後研發、銷售權都在外方，企業基本變成代工廠，需要的是勞動強度極大的簡單勞動力。年輕人從小就看到當工人的家長們下崗，提前退休，再就業難，深深體驗了工人的弱勢位置。在北京，「學而優則仕」的理念深入人心，職業之間等級森嚴。最上層的是公務員，然後是老闆、銷售、白領、專業人員，最下層的才是工人。
社會價值觀中，能快速陞官發財的職業最熱門。有文憑的靠專業、靠進官場混關係；沒文憑的靠倒騰貨物，靠給人幫閒，哪怕靠擺地攤，都可能比當工人賺得多。在貧富差別極大的北京，看到眾多投機者從房市、股市或其他行業輕易就獲得了成功，人們就都想僥倖暴發，不願意老老實實幹一門營生。從前需要十年八年才能培養一名技術精湛的八級鉗工，現在誰還願意花那麼多時間學技術？在不少人眼裡，任何技能都是「雕蟲小技」，只有經營人際關係被看成大事。
奠定生活的希望，既要有經濟基礎，也要有個體可持續發展空間。可是在北京人眼中，如果當了工人，就二者皆難。
企業少研發多代工，需要的僅是替代性極強的工種。代工廠的工人勞動強度大，人的可持續發展空間幾乎沒有，年輕力壯的時期一過，就可能被替代掉。據說有的民企生產線換人如換刀，春秋各換一季，理由是還沒學會偷懶耍滑就要開掉。在發達國家的汽車生產線上不乏中年以上的工人，而中國企業生產線上，都是新鮮出爐的年輕面孔。用不了多少年，這些年輕面孔就可能被勞累、單調及無望磨沒了勃勃生氣。
多數精神垮掉的年輕工人，不是因為吃不飽肚子，而是覺得沒有希望。一方面是強烈的物質誘惑，富人毫無顧忌地炫富；另一方面，是自己的工具化人生，是醒著全部時間都被高強度的勞動填滿。階層之間的鮮明對比，讓年輕人心裡難以平衡，又怎能認為平凡勞動也有光榮呢？
雖然GDP增長速度不低，但北京工人收入增長卻很有限。工人與其他職業的收入的差距、管理層與一線員工之間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現在北京工廠生產線簡單勞動的工人月收入一般在2,000至3,000元之間。很多城市的工人收入還遠低於這個水平，甚至只夠維持吃飯。這樣的收入幹上20年，也不能在城市維持一個比較體面的生活。
在美國，一個普通教授年薪為10萬美元左右，而三大汽車企業的裝配工，年薪最高卻可達15萬美元，老工人還能持有公司的股份。媒體評價，這是體制與利益結合了。在創新能力領銜歐洲各國的瑞典，由於高稅收、高福利的制度，讓公民收入差距並不大，一個體力勞動者的收入與一個醫生的收入相差並不懸殊，公民多是憑興趣勞動，即使當一名體力勞動者也能生活得很有尊嚴，很坦然。
相比之下，很多中國企業逼向生理極限的高強度勞動、低廉的收入，極低的社會保障及職業穩定性、安全性，與體面勞動的理念差距頗大。國際勞工組織早就提出了體面勞動的理念，以保障體力勞動者擁有體面的收入及各項社會保障。如果無論從事何種勞動，都能獲得足夠的生存尊嚴，獲得體面的社會地垃，工人的境遇就不會被妖魔化，也就不會形成工人低人一等的社會價值觀。
早在幾年前，珠三角地區的招工荒實際上就是技工荒，甚至有企業出價月薪8千元也招不到一個滿意的技工。現在老技工寶刀已老，新的不想接班。一方面是大學生就業難，一方面是技校招不滿生，企業招不到技術工人。幾年前，遼寧中部幾個主要城市的勞動力市場上，車工、鉗工、銑工的、電工的供需比例就是1：6，有的國企以10萬年薪及享受處級待遇招一名首席工人，卻極難招到。
一個不斷創新的社會，才有更多的職業發展機會；一個尊重所有公民勞動權益的社會，工人才能體面勞動；一個多元價值觀的社會，才能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
中國工人何時重獲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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