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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書頗堪一讀，雖有錯漏，惟瑕不掩瑜。 作者提供圖片
黃仲鳴
看《李歐梵論中國現代文學》（上海三聯書店，二○○九年十月），賞心樂事。書中收錄文章十篇，篇篇可讀。尤其〈光明與黑暗之門——我對夏氏兄弟的敬意和感激〉，更令我感同身受。無他，夏濟安的《黑暗的閘門》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都是我早年最喜愛的作品，也是令我眼界大開的傑作。
另如〈通俗文學研究斷想〉，〈引來的浪漫主義：重讀郁達夫《沉淪》中的三篇小說〉等篇，都見李歐梵的學識。何況，李歐梵說及他在歷史與文學之間的遊移，坦言自己對現代文學起步之晚，和他在歷史、文學，以至文化中的跨學科整合，終熔鑄成一代大家的風範，都使我心儀，正如封底陳建華所下的評語：
「歐梵先生在全球化急劇變動的風景裡展現他的理論和實踐之旅，其基調仍不離現代化反思。各類文本與文化脈絡錯綜糾葛，其色塊與光影交相輝映，而歐梵先生游刃其間，如狡兔三窟，構築多重批評空間。」
可惜的是，每讀李歐梵的大著，都被我勾了若干錯處出來；如用詞之不當、之錯漏，我在《不正則鳴》裡，已指出若干處。但瑕不掩瑜，記得，公共圖書館要我推薦書目，他的《我的哈佛歲月》，每為我所選。在課堂上，這書和《上海摩登》，我也力薦。
這部《李歐梵論中國現代文學》，在清通的文字中，也被我嗅出一點瑕疵出來。且看〈中國近現代文學的研究方法〉中一段：
「從一九○○—一九一七中國文學革命的這段時間，在世界上的其他國家產生了什麼重要的作品，中國公認的是魯迅的《狂人日記》……」
一九○○，是否屬於「中國文學革命」時期，那且不說。魯迅的《狂人日記》可是「這段時間」的作品？
非也。《狂人日記》的寫成和發表，當是一九一八年，五四運動的前一年。《狂人日記》後收《吶喊》一書內。在前言中，魯迅以文言所寫那一段，後面清楚寫明「七年四月二日識」。「七年」，中華民國七年也，即是公曆一九一八年。《狂人日記》文後所標的寫作日期為「一九一八年四月」。一九一七年，魯迅還在「鈔古書」，直到錢玄同來拉稿，質問：「你鈔了這些有什麼用？」
魯迅這才寫了《狂人日記》，刊於《新青年》。周作人論當年的局勢：「這時，歐戰也剛平息，世間對於舊民主的期望，興盛起來；新青年開始奮鬥，在那空氣中，才會有魯迅和錢玄同的談話，那談話，才會得發生效力。」又說：「還有一個重要的緣由；新青年上標榜著文學革命的大旗，錢玄同所看重的乃是打倒舊禮教……因此而能與魯迅談得投合，引出吶喊裡的這些著作來的。」
李歐梵對年期之含混，下文還有說：「一八九五到一九一七之間難道就沒有東西出來了嗎？」一下子，又將一九○○推前五年，究竟這個「一八九五」和「一九○○」有何意義？李歐梵說得不清不楚，又將《狂人日記》置於「一九○○至一九一七年」間，莫名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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