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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別之時，為愛自己的讀者簽名留念。賈選凝 攝
——淚別沙灣徑的龍應台
2月15日，看似只是個普通日子，但對於台灣政界與文化界而言，卻意味著翻開新的一頁。龍應台在這一天從台灣「行政院」副院長江宜樺手中接下印信，正式就任台灣文建會主委。而她也將在文建會升格為「文化部」的三個月之後成為台灣首任「文化部長」。
雖為文人，卻已二度進入政壇。1999年，龍應台從歐洲回台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長，四年任期屆滿後，她便離開台灣，客居香港。這一來，便是八年。白駒隙間，她早已不再是香港的客人。從最初出任港大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訪問教授之際下筆犀利寫〈香港，你往哪裡去？〉，到《思索香港》、《龍應台的香港筆記》等凝聚了個人經驗與發現的著作相繼問世，龍應台對香港的思考愈加細密深入，對香港的感情也愈加複雜難捨。
再度回台擔任公職，對於龍應台，意味著告別——告別她所居住的面海的沙灣徑，告別她駐校港大的「龍應台寫作室」，也告別這個她與兒子安德烈共同生活著的城市。
而對於香港，則意味著此前八年的「龍應台經驗」成為歷史與回憶。不知不覺，這座城市的文化生態，竟早已深深記取下她帶來的思維、寫作以及批評的聲音。
再見了，屬於香港的龍應台。
■文、攝（部分）：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一切都來得太過匆促。從1月31日「內閣」名單公布，到回台正式就任，僅有短短的半個月。
半個月裡，龍應台哭了三次。
第一次，是得到正式告知2月15日即要上任。她和兒子安德烈去吃牛排，安德烈知道消息的震驚程度更勝於她，兒子關心的不是母親未來將處理何種大事，而是即將降臨的離別。龍應台從而意識到「我要離開沙灣徑了！」——沙灣徑25號是她在港大駐校期間，校方安排居住的一處靜謐面海的居所。與兒子在同一個城市、同一個屋簷下共同生活的日子，就此戛然而止。
她未曾想過，竟要這樣地，又一次告別一個人生階段。眼淚當場滴下來，牛排入口，便愈發的鹹。她在餐館痛哭出聲，與摯親的離別，近在眼前。
收拾細軟時，第二次哭。龍應台心知，入閣從政不似筆耕來去自由，鑒於兩岸三地複雜的政治現狀，很可能一時都無機緣回港。多年輾轉世界不同地區，每離開一處時，她向來沒有太多東西要帶走，但終歸仍有必須帶走的東西，首當其衝的第一件，是患病的母親尚認得她時交付的首飾袋。如今，母親早已不再認得出女兒，時過境遷，一念及此，內心的情緒便止不住。
「書架上有書、冰箱裡有雞蛋、茶杯還是熱的」，但人，卻要離開了。從1月31日接到消息，整個人完全愣住、麻木，到2月1日，她在等——與那個big news無關，只有她，知道自己在等甚麼。每年的2月1日，龍應台都能在沙灣徑25號面海的陽台上，聽到第一聲杜鵑啼叫，這是杜鵑從寒冷地方飛回香港的日子。而今年，鳥兒歸來時，她卻已要走，內心的依依不捨化為難以名狀的難過。
在台灣出生、長大，大學畢業後，去美國八年半、一路念到博士，之後又遷居歐洲十三年，對於生活在異地，龍應台從不陌生。當初來香港時，她曾想過自己會留一年、兩年……卻不曾想一留就是這麼多年。呆到第七年時，她才意識到，這段「香港經歷」就快要長過當年在美國的漫長求學。人生歷程不是按照人的規劃所推進，但要收拾隨身帶走的種種物品時，她才真切意識到：「這裡，是我的家。」
依依不捨訴別離
很多人知道她了解香港，卻少有人知，她對香港的了解，細緻到清楚杜鵑歸來的確切日期，並認識在數碼港上空，長年盤旋的那幾隻麻鷹。她知道杜鵑每年6月1日會再度飛走，也知道那時節，滿山變綠的銀合歡美得那樣動人。如她所說，她懂得孔慶東的言論多令港人厭惡，也贈送過香港自己的心底禮物《龍應台的香港筆記@沙灣徑25號》——二三十年的寫作生涯中，她的著作一向是在兩岸三地同時出版，唯有這本，僅有香港版。
《親愛的安德烈》、《目送》、《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都是在香港寫成。對龍應台而言，《大江大海》帶來的最大欣慰不是銷售了多少萬冊，而是它被選為香港和台灣學生最愛的讀本。因而，當香港大學柏立基學院為她舉辦離別茶敘、倉促餞行之際，她坦言自己對港大的敬與謝。從最初卸任台北市文化局長，只是單純想找個不太遠、不致切斷與家鄉關聯的地方寫作與體驗，到這「他鄉」終而成為情切不捨的「家」，得益於港大，也得益於港大背後的那片海。
在沙灣徑25號見到的海，迷住了龍應台的眼，也留住了她在此寫作的心。這冥冥牽引，令她心安、專注地投入文字。而這裡，也有她太多珍貴的朋友。有在寫《大江大海》時專程前來送飯的林青霞，有遇事想不清時送上寬慰的名家董橋，有寫及時政議題時，可以直接撥個電話過去的《亞洲週刊》主編邱立本，點滴在心，感銘逾恒。
曾經有人問港大校長徐立之，駐校作家究竟有何意義？徐借用曾四次獲普立茲獎的美國詩人Robert Frost的句子：「你看到池塘中游動的白色天鵝，會去問牠有何用處嗎？」龍應台謙稱自己只是「池塘中的鴨子」，但能在池塘中暢游，本身已代表了某種價值。是港大的支持，給予了她實現這種價值的空間與自由。因而她說：「這不是客套，而是心情。我對香港充滿感恩。」香港令她感受到毫無猜疑的信任——柏立基學院的每一個人，包括擔任清掃工作的職員，都是她身邊「能夠完全放心的人」。
過去的八年中，也有其他一些地區的大學前來探詢，是否有邀請她去駐校的可能，但當他們見到這「池塘中的鴨子」自得其樂的寫作狀態時，他們知道，龍應台已經屬於香港。
寬容與理性並存
感恩之外，她得到了些甚麼？
張愛玲筆下的港大，具有那樣獨特而地道的港式吸引力——而龍應台也在這裡，有緣見到來自東南亞乃至世界各地的學子、有緣讀到王國維的全部著作。從文化思辨力的層面而言，八年半的香港經驗，更賦予了她前所未有的視野。她說，香港教育我的，是「華人視野，南方觀點」。
「不是從北方的政治中心去看南方的那種觀點，而是對很多事物，重新看待。」龍應台認為，香港令她對整個華文世界的認識，變得更為寬闊、謙虛。從香港凝視世界，是「不以中國內地或台灣作為主體」地去看這個世界。
儘管香港的城市印象中，似乎注定抹不去一道被解讀為「現實功利」的既定標籤，但龍應台說：「如果這是單一的事實，那為甚麼這些年，我能在這裡結交到這麼多的、這麼熱情的朋友？」只因為，港人不善於「講故事」——他們不擅長解釋、闡釋自己藏在心中的真實心情。這就是為何香港文化界能夠擁有這樣高比例的理想主義者之緣由。
她表示：「只以關心香港的一分子之立場，我想說，有時人們需要被提醒，當出現這樣多的紛擾之際，寬容與理性，是香港社會最有力的武器。」她同時認為，香港應當像手捧瓷器般更加珍視本土人才。
對於赴台後的未來政途，龍應台相信，那是艱難的工作。「我想回來，可我卻不能說，我盼著趕快回來。」唯有在這樣的當下，就此別過，甚至於無法估計，何時能再回到這個放不下的「家」。
而對於香港而言，龍應台以她的思辨聲音，早已潛移默化地扮演起了這個城市向來所缺少的「公共知識分子」角色。她思維破謬、敢思敢言，她懂得發揮文字與演說的力量，為香港提供「中環價值」之外的另一種聲音。如果說最初她是以過客的「局外人」身份，批評與質疑香港，那麼八年過去，這座島嶼獨特的地域文化、這些港人靈魂中對善良與自由的不懈追求，早已融為了龍應台個人思考的一部分。
因而，她說：「香港永遠在我的心裡。」
其實，自她到來起，無論是她在這裡的日子，抑或揮別之後那更長久的未來，她也永遠都在香港的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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